怀老二时，我在上海的某三甲医院产科建卡。核查材料的医生帮我开了孕妇心脏超声以及胎儿心脏超声的检查。她说超过35岁的产妇最好都做。我问她做心超多少钱？她表示不清楚，两百左右吧。她帮我开了单子，我离开之后计划通过系统缴费，收费系统上显示了检查的价格：胎儿心超265元，孕妇心超400元不到。我犹豫了一会儿，用手机查了下孕妇是否有必要做这些检查，也问了孕周比我大2个月的同事有没有做过。
考虑到我在建卡前已经做过心电图检查，心脏没有问题，平时也没有任何不适症状，于是决定取消孕妇心超。但像我一样拒绝做某些检查的孕妇可能还是少数，因为医生被认为是权威，她们建议孕妇检测的项目，孕妇一般也不会拒绝。因此不少孕妇虽然抱怨产检费用贵，但还是会遵循医嘱，每项照做。
在上海的公立妇产科医院产检，经B超确认胎儿有胎心和胎芽后，孕妇就会被转入产科初诊，此后产检都需要自费。我所建档的这家三甲医院，挂号费分为四档：普通门诊25元、专家门诊40元、特需门诊300元以及VIP门诊800元，固定的基础检查费用为49元，包括身高、体重、血压和尿检。
我国《孕前和孕期保健指南（2018年）》推荐的产前检查共7～11次，在上海某三甲医院，如下的7项产检项目都是必查的（见下图）。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产检报销项目中，孕妇必做的大排畸项目并不在生育津贴的报销范围内。产检分为必查项目和可选项目。对于必查项目，孕妇需要签字认可，并没有拒绝的权力。对于选做项目，很多时候医生根据标准化流程直接开单，这样的流程也没有给孕妇选择权。
作者供图
产科初诊通常需要抽“全套血”，在三甲和二甲医院收费都在2500元左右，需要抽8、9管血。和其他检查一样，医生在“全套血”环节直接给我开单，让我去付费，没有逐一解释抽这么多管血的目的，以及为什么有必要做这么多检查。我在第一次怀孕时，分别在建大卡、建小卡以及在急诊被要求住院时被抽血查了3次艾滋病病毒（HIV），HIV检测一般都是和其他项目共用一管血测试。直到检测结果出来，我才发现做了好几次HIV检查。出院后，我打12345投诉医院有过度检查之嫌。医院的管理人员打电话解释说，这是标准化流程，住院时都需要检测患者的HIV情况，是为了保护医护人员不受感染。但如果能在开检查单时就让我知情，我也不会在事后打电话投诉了。
必查项目中的“产前诊断”指的是染色体病筛查，可以从三种筛查手段中选一种做。在产科初诊时，产科医生会帮孕妇挂遗传咨询科的门诊号，产前诊断由遗传科开检查单。在遗传科初见医生，医生把一张“产前遗传学筛查项目介绍”递给我，上面列有“染色体病筛查”和“单基因病筛查”两类检查。其中染色体筛查主要目的是为了筛查唐氏综合征及其他染色体问题，检测手段包括“中唐”（即中期唐氏筛查），无创DNA和无创DNA-PLUS三种。上面写明了异常情况检出率，但并没有标明价格（见下图）。单基因病筛查之前我并没有听说过，考虑到人群携带比例比较低，并且即使携带了也不一定会有症状，所以我没有考虑做。
医生建议我直接做羊水穿刺，这并不在单子上列出的选项范围内。她给出的理由是我是高龄产妇。但考虑到羊水穿刺属于侵入性的产前诊断方法，存在0.1%-0.3%（单胎）/2.7%（双胎）的流产率，我并不觉得年龄超过35岁就理所当然应该做羊穿。在我拒绝做羊穿之后，医生推荐我做无创产前DNA检测，她表示无创基础版还是无创Plus，可以二选一。基础版无创DNA为1250元，Plus版收费 3600元。我问医生是否可以做唐筛来代替，医生说唐筛“只是心理安慰”，唐氏综合症的检出率在80%左右。无创DNA是自费项目，据说准确率在99%以上。因为准确率高，大多数孕妇都会选择基础版甚至Plus版本的检查，这使得产检费用大幅上升。
我在产科初诊当天，就花费了4千多，抽了“全套血”，做了心电图和无创DNA基础版等检查。由于做过生育保险的文献梳理，我清楚产后的生育津贴分两部分，其中产检补贴是4200元；其余的是收入补贴，这根据所在单位平均工资来计算，每位产妇收到的数额不同。光这一次产检费用，就相当于产检的全部补贴了。
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人晒出自己的产检花费，一些和我一样在上海公立医院建卡的孕产妇们，产检费用都在一万元左右（不包括住院生产的花费），她们中的大多数都做了无创DNA。但上海4200元的产检报销额度很可能是全国最高的，北京产前检查报销上限是3000元，深圳2000元，杭州4000元，广州1100元，这些报销标准都低于当地孕妇产检平均花费。
为了减轻孕妇的经济负担，面临“少子化”危机的日本和韩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日本政府为每一位孕妇提供14次孕检辅助金券，孕妇除了需要支付几次特殊检查的费用，个人承担的费用很少。在韩国，对于年龄超过35周岁的孕妇，政府会提供最高达100万韩元（约合5000元人民币）的产检补助金。
《产科医生》剧照
目前我国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孕产妇数量大幅减少，高龄产妇增加，医院产科以及整个社会都将面临少子化的现实。或许这正是改善我国就医环境、扩大产检报销额度和范围的契机。
（沈洋，上海交通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