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夫居普遍的时期，结婚往往表现为女性嫁入男方家庭，与男方父母同住，彩礼则是作为男方父母感谢女方父母辛勤养育的表示，而在当代社会，更多新婚夫妻结婚即与长辈分居，这也加剧了分家的提前，使婚姻成本增加。
近年来因为彩礼不断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男性作为婚姻成本承担主体，其成婚经济压力飙升，成婚难度加剧，农村家庭因婚致贫、返贫现象增多，严重阻碍乡村振兴进程，女性作为要价主体，也陷入了两难境地。
有研究发现，一个村庄里，一户人家在外面打工挣了钱，回家给儿子娶媳妇时盖了新房、买了新车，这个标准很快就会在这个村庄传开，并被效仿，形成“婚备竞赛”，作为“风光、体面”的象征，对经济条件不好的农村家庭则形成了更大的经济与舆论压力。
“天价彩礼”的症结是什么？婚姻成本会一直高下去吗？高成本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哪些？如何让彩礼回归到本来的意义？
访谈专家：
段朱清丨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由于传统从夫居观念与男孩性别偏好的影响，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已长达近40年。在普婚文化背景下，男性人口过剩导致的男性婚姻挤压已经带来系列严重后果，其中就包含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高额彩礼问题。
问：你们的研究是如何开展的？
段朱清：我们“新型城镇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团队于2018年在全国11个省份上百个村庄开展了农村人口婚姻家庭调查，希望通过数据观察中国农村的彩礼实践。18年是基期数据，最近我们也正在筹备下一次大型调查。
问：关于高价彩礼的研究已有不少，你们的研究和其他团队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的研究发现，高额彩礼之所以可能，是农村男性在城镇化进程中面临诸多转变共同作用的结果，包含农村地区女性外流、普婚文化舆论压力、城乡通婚圈融合带来的更严峻的婚姻竞争、对婚房等更多消费要求出现、独生子女家庭增多带来的新婚小家庭要价能力增强等等。
问：在你看来，导致婚姻成本上升的因素有哪些？
段朱清：婚姻成本是一个比彩礼更大的概念。直观而言，因结婚而产生的直接费用近年来一直在上涨，伴随物质生活不断丰富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断追求，结婚时买房、买车、旅行结婚、拍婚纱照、举办婚礼、购买钻戒三金等首饰都逐渐成为更多人的选择，这直接导致了婚姻成本内涵更加丰富、婚姻成本金额激增，且现在伴随跨省、跨地区通婚的增多，婚姻成本的支付形式越来越货币化，进一步表现为金额上涨。
就深层次而言，这与家庭规模小型化、分家提前、个人主义凸显、婚姻成本最终流向有关。在从夫居普遍的时期，结婚往往表现为女性嫁入男方家庭，与男方父母同住，彩礼则是作为男方父母感谢女方父母辛勤养育的表示，而在当代社会，更多新婚夫妻结婚即与长辈分居，这也加剧了分家的提前，使婚姻成本增加。
问：为什么“天价彩礼”的问题经常引发热议？
另一方面，近年来因为彩礼不断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多，男性作为婚姻成本承担主体，其成婚经济压力飙升，成婚难度加剧，农村家庭因婚致贫、返贫现象增多，严重阻碍乡村振兴进程，女性作为要价主体，也陷入了两难境地。对于整体社会而言，物化婚姻、商品化女性的不良风气蔓延，不利于弘扬和践行积极婚育观念。
相较于婚房等更偏刚性需求的婚姻成本，彩礼在中国人的心中是“礼”的象征，支付彩礼的仪式象征着男方家婚娶媳妇的诚意、也在现实层面（非法律层面）表示了这段婚姻的排他性。这个原本带有“礼仪”色彩的环节，现在金额飙升，对大家的价值观、金钱观、婚恋观的冲击较大。
问：你在研究中提到“资本下乡”对婚姻成本的影响，可否展开讲讲？
段朱清：资本下乡指的是市场经济发展、资本市场中的交易观念对农村熟人社会、乡土社会带来的价值观冲击与行为模仿效应。
段朱清：从我们的研究数据来看，农村男性婚姻成本在2003年开始涨幅明显加快，并在2016年以后出现第二个小高峰，暂无回落迹象（我们的数据截止2018年）。
这个涨幅持续并显著快于全国人均GDP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客观上确实使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愈发沉重，压缩农村共同富裕空间。
问：空间跨度呢？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有何不同？华北地区和南部宗族地区又有什么差异？
段朱清：婚姻成本的地区差异明显，我们的研究涉及彩礼、婚房、婚礼和媒人四项费用支出，东部地区明显婚房支出最高、西部地区彩礼支出最高，这也更加说明中国区域间面临的高额婚姻成本问题其内涵是不同的（我们调查省份暂不涉及南部宗族地区）。
如果说西部农村男性面临的成婚障碍是“生存问题”，那么东部农村男性面临的则是“发展中的阵痛”。我们的数据显示，四川在调研的11个省份中，其农村男性婚姻总成本、彩礼金额均是最低的（彩礼最高的省份是甘肃，覆盖所有年份结婚的全样本均值为41000多元，相比而言，四川仅有9000多元）。
问：你在研究中提到，农村婚姻成本平均值是8万左右，这和大众理解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结婚成本似乎有出入，为什么？
段朱清：这与我们的调研抽样人群与统计方法有关，我们在2018年获得的是截面数据，统计了自1988年至2018年结婚所有人群的婚姻成本。
我们的调查样本中，2018年结婚的农村男性，其婚姻成本已高达25万元。但是这几年来，这个数字确实激增得更为严峻。
问：治理天价彩礼问题，你有哪些具体有效的建议？
考虑到中国人“安土重迁”“安居乐业”的观念，我们的研究认为，婚房开支的不断飙升，是当前彩礼金额激增的关键因素之一，伴随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与分家提前，新婚夫妻结婚时对拥有属于夫妻二人单独婚房的需求将持续增加，因此，可以给予新婚夫妻首套房购买优惠政策，切实降低新婚夫妻成婚经济负担，也是坚决贯彻落实“房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有效举措。
但同时，又要防止“骗婚”等违法行为滋生，这也对购房者资格审查、信息入库、房地产市场监管等系列配套措施提出更高要求。
另外，需要切实推进改善农村地区妇女教育与就业性别歧视，性别不平等也是高额彩礼滋生的温床，切实推动性别平等，将有助于引导两性对个体价值、拥有资源有正确看法，树立健康的婚恋观，让“美好婚姻的基础回归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