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记者李乃清实习记者凌晨潘晓瑾日期：2018-07-12
当下这个时代，技术是个微妙的事，过多强调它，你会失去对艺术创作的把握，但如果你不会，在当下或者今后根本没法创作
“每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创作媒介，我们这个时代，定义当下的是科技新媒介，但并不是科技与艺术简单的拼贴叠加，如同炼金术，两者融合又转化。”
炎炎夏日，“九个明天”科技艺术大展在杭州滨江宝龙艺术中心如火如荼进行，策展人姚大钧带领国内外新媒体艺术家呈现了一台别开生面的感官盛宴，现场作品包含远程机器人、VR（虚拟现实）、微生物噪音、互动激光、实时编程、动态机械装置、身体捕捉表演等多种类型。
“‘未来’这个词在今天的中国已被高度消费，‘九个明天’就比较诗意，它是科幻教父伊萨克·阿西莫夫的经典小说，早在40年代他就开始创想未来，但我们至今都没跳出这种对未来的憧憬。有趣的是，‘九个明天’也暗合‘后羿射日’的传说。展览中，数字‘九’既代指复数的未来多样性，也指向这些艺科狂想奠基于一个现实的明天，正如后羿射落九日，但留一日，每日升起。”
进入展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台有趣的机器人装置《你的话语》，中国美术学院学生马正阳在社交网络中提取中文诗歌样本，利用人工智能在现场实现用机器人手臂书写创作现代诗歌，随机印刷出的诗作引来大批观众围观阅读。
策展人姚大钧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开放媒体系主任，作为知名声音艺术家，多年前他就在网络上大胆实践创作突破，他的网络诗中有佛、有禅、有古典、有前卫、有尖叫，也有快闪图案，有最新的套装软件，有最酷的程序语言。
“中国文化的灵魂在于中文字。很久以前，编写中文教学软件曾是我的主要工作，长期以来为了做音乐而实验中文字的发音、音调在电脑上的分析和调变，在屏幕上面对放大的中文点矩阵字体，我养成了对中文字的癖恋，加上自己骨子里的禅和俳句精神，导致我慢慢推演出一种结合了中文字‘形、声、意’各方面通感的整体艺术观。在网络上发布，对我而言，主要是一种对官样思想及艺术商业化的嘲笑。我爱网络上草木皆佛的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心电交流，可以跟钱、权完全脱离关系：没钱也看得到，有钱也买不到。”
此次“九个明天”展览中，姚大钧组织的“开放媒体实验室”带来了“脑太空：科幻VR”单元。墙面上环绕多个屏幕，对应着现场桌面上摆设的VR观看装置内的各种场景：造型诡谲的未来山水、跳着机械舞的秦俑等等。
“中国现在不断往前冲，但你冲到哪里去？这个其实我们不太思考。现在中国有巨大的资金，常常有很多远程计划，但多半是土地开发项目，很少去想将来这个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等真正重要的问题。在‘脑太空’这个环节，我们提倡‘心印宇宙’，利用VR平台创想未来世界。”
这些年轻艺术家多为姚大钧的学生，他们敏锐地体认到科技加速发展可能引发的各式问题，在作品中对未来中国城市设计、生态失控、信仰权力、数据永恒、物种退化、虚实反转、人机一体化等问题进行了反思。
“我机器人”板块展览作品《御御签》，ElenaKnox与渡边克巳图/受访者提供
“虽说别人看来我们用了大量技术，其实我觉得这都是非常表面的，因为真正要表达的东西跟古代没有任何差别，所以我们‘开放媒体系’的口号是培养所谓的‘后网络时代的新文艺复兴人’。文艺复兴人达·芬奇，又懂建筑又懂物理、素描、解剖、医学、雕塑等等，是全才型人物。当下这个时代，技术是个微妙的事，过多强调它，你会失去对艺术创作的把握，但如果你不会，在当下或者今后根本没法创作，因为先锋艺术其实就是不断扩展人的表现手法，例如大家熟悉的中生代明星艺术家黑川良一，他不是画家、摄影师、作曲家，但他都会，作品融合这些，还融合编程，但他也不是学电脑的，这是个典型，你在他身上看到，今后的艺术家必须掌握更多创作手法，否则会被时代淘汰。”
“新媒体”用词消失，更符合当代艺术创作的状态
所以，你会发现有个现象，过去国内叫新媒体艺术，现在不怎么提了，为什么？新媒体在中国可能最早是录像艺术，现在再做录像艺术叫新媒体的话，你会觉得是个巨大的矛盾，所以我们系叫“开放媒体实验室”（openmedialab），“开放”的意思是说不要界定一个特定的媒介，只做动画或三维之类，我们要打破这个媒介平台的限制，觉得有更好或更有意思的平台，随时都要去尝试。“新媒体”这个词语的消失，其实更符合目前我们当代艺术创作的状态。
人物周刊：这些开放媒体平台创作的作品可以收藏吗？
姚大钧：在虚拟网络世界刚开始成形的1990年代，网络艺术诞生了。网络艺术本该绝对虚拟，但后来美国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设立了网络艺术奖，也有先锋艺术中心（如TheWalkerArtCenter）开始收藏网络艺术，这实际上是自相矛盾的。网络艺术不能收藏。它被收藏，便说明艺术机构占有欲极强。网络艺术本来有一个高度理想化的创作与接受的结构——人人都可成为艺术家，作品也可直接面对受众，无需中介参与。但你仍需要艺术机构来占有、代理你的作品，否则无人问津。现在的社交媒体造成创作力的碎片化，艺术创作的生产与消费方式已经改变：即便你可以拍很好的照片，公众也不会把你当作重要的摄影家。如果你要靠艺术为生，还是得通过画廊、美术馆、策展人。这就是为什么到社交媒体时代，画廊、美术馆、策展人还是重要的，很有意思，这其实是一个人际关系的社会结构的问题。
人物周刊：创作媒介的开放是否也影响着它的展示平台和展览空间？
姚大钧：这在今天也是个很矛盾的事情，例如网络艺术凭什么在一个展览空间里头展示？它应该是虚拟的，就像VR眼镜。我们那些制作VR眼镜的年轻朋友说，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地搬到一个空间里去展？因为戴着很不舒服，你得站那儿，别人戴过的眼镜和耳机也很脏，对不对？你要忍受这些去看作品，为什么不能在家里看？现实原因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设备，VR眼镜虽然不贵，但需要运算力极强的电脑，这一整套设备今天在中国可能要3万，不是人人都愿意投资的，所以还是需要美术馆空间。
《九个明天》现场演出图/受访者提供
这就造成一个巨大的矛盾，例如动画，干吗要放到美术馆一个投影机上去播？每个人手机上也能看的，最终又回到付费的问题，在手机上看你就拿不到钱。美术馆或画廊可以给艺术家制作费，使你将这个作品用版本的方式卖出去。说穿了就是个产品消费跟资金回报的问题，这其实自古以来都没有改变，将来可能也不会改变，尽管我们的传播媒介愈加开放与平民化，但最终还是看到同样的一个结构，资金供给者，然后有个中介，再是创作者，这个结构估计不会变。
VR无法叙事，但开启了人们重新观看的欲望
人物周刊：和其他技术及媒介相比，VR自身有什么局限性？
姚大钧：VR本身其实有两种，一种是全景拍摄，另一种是你透过三维建模来创造一个世界。做法不同，观看经验也不同，前者视角是固定的，你不能在里面走动，后者可以在里头移动去选择任何视角来看这个世界。观看设备也不一样，全景只要一个手机，你放在一个盒子里就能看全景，但第二种必须有个高端的真正的VR设备。
科幻VR“城中村”，UABB展览作品图/受访者提供
人物周刊：既然是非常有限的表达媒介，为什么很多艺术家还想去尝试？
姚大钧：对我来讲，VR的重要性不在于这个平台本身，而是它可以重新激活观看这个事情。做展览时，我观察观众的反应和行为模式，这让我想起100年前老北京拉洋片的场景：一个人推着车子，街上一堆人围在旁边，争先恐后看热闹。其实现在VR展场就是这样，因为一次只能一个人戴眼镜，边上围着一堆人，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就很好奇，这就引起一个观看的强烈欲望，而在当代艺术里头，观看的欲望早就没有了，我们必须承认，甚至在高度概念化的当代艺术作品里头，你也不需要观看。比方说一本画册，你只要看这个作品表达什么内容和观念，可能画册照片你都不一定仔细看，更不要说亲身到美术馆去看了，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艺术里面的观看，已经到了一个危机状态了，所以VR对我的启示是，重新让我们有一次观看的欲望，我觉得这个欲望本身挺神奇的，值得探索。
人物周刊：VR作品的受限也和设备有关，将来技术发达了或许还有发展空间？
姚大钧：对，其他的沉浸式体验你不需要戴一个很不舒服的设备在身上，因为真正的观看不应该有这么不舒服的设备，这表示我们还处于婴儿期，将来的VR肯定是直接在一个简单的眼镜上，甚至直接植入你的眼球水晶体等等，这样的情况下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平台。
科幻VR“脑太空”展览作品《未来北京》图/受访者提供
人物周刊：大家对于这些新科技新媒介的态度也一直在变。
姚大钧：对，网络刚出来时，大部分人是反对的，尤其文艺圈的人很讨厌这些——请问你的Email是什么？哎，我不用Email的！当时觉得保持传统是非常高尚的，反对这些科技潮流。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抱歉，我不用手机。当时都是这样一个情况，他们觉得用网络用电脑的，就是搞搞科技的所谓geek、nerd，搞这些都是低下的，尤其是文学圈、知识分子都不碰这些。但今天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了，当初反对这些的文青、知识分子，现在他们用社交媒体用得比谁都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