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战争的推进，“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答案逐渐变得明确。
1948年上半年，中共上海地下党接到指示：
有关各系统派两名党员到解放区，学习接管大城市的政策及具体措施。其时，中国保险公司职员林震峰是地下党保险业总支部书记，支部派了孙文敏和徐天碧两名同志去苏北新四军解放区，并带去了一些有关保险界的材料。
军管会金融处下设保险组，林震峰和孙文敏任军代表，并分任组长、副组长，与从解放区回来的同志汇合，总共约10人左右。
林震峰交待完了原先在“地下”时的策反工作后，即于翌日报到，换了解放军衣帽，领了解放军胸符，全力投入保险业接管工作。白天分头活动，晚上汇报交流，安排第二天工作。
接管人员集中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纪律非常严格，出去要请示，干什么去、什么时候回来都要有交代。前后约3个月，不准回家。
-Insurance Today-
接管官僚资本
所谓“接管”，就是新政权接收并管理旧政权的官僚资本；所谓“官僚资本”，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国营企业”。
在保险业，第一家接管的是中国保险公司，位于汉口路和四川路的角上。
保险接管组副组长孙文敏带着几个人在中保张贴了军管会主任陈毅签署的布告，召集中保的经副理（“经副理”即经理、副经理，或总经理、副总经理）等负责人，勒令他们详细汇报财务、物资、人员情况，接着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宣布政策：
职工原职原薪，要求每天报到，配合军代表做好财产、帐务、业务等方面的交接工作。
24家官僚资本保险公司基本上均采取这种方式。
解放前，上海官僚资本的保险公司主要是中国银行、中央信托局、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四大家族”所属的保险机构。对于中央信托局所属的产物保险处和人寿保险处、中国农民银行所属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交通银行所属的太平洋保险公司，保险接管组均派了专门的军事联络员去负责接管工作。
还有其他一些官僚资本的保险公司，如：资源委员会保险事务所、中国合作金库的中合保险公司、中纺纱厂保险事务所、招商局的航联保险公司等，都分别派了联络员去，有的是一个联络员负责两家公司。
“四大家族”中，中国保险公司历史较长，规模较大，内部体制比较整齐，还有诸多海内外机构。比起其他公司来，中保的财产也最为殷实，它在纽约的中国银行保管箱里还存有上百万美金的有价证券。所以，是接管的重中之重。
其余的20多家保险公司规模都较小，或为其他官僚资本企业的附属机构，自身没有多少财产。有一些金条、银元、美钞、大米、食油，都是给职工发工资用的。
解放前夕通货膨胀严重，如果工资发金圆券，早上能买一斗米，到下午都不够买一升米，所以保险公司收了保费后，就买一些银元、金条和粮食。除此之外，主要是办公用品，如办公桌、中英文打字机、手摇的和电动的计算机等。还有汽车，其中有不少是抗战胜利后新买的。
多数公司都没有自建的办公大楼，个别公司有一点房地产，如中保有职工宿舍，太平洋和农业保险公司也有些房地产。接管中还收缴了四支手枪，是保险公司经理自卫用的。
被接管单位的人员以中保和中央信托局为多，中保100多人，中央信托局两个处也有百把人，加上其他公司，包括工勤人员在内，总共800多人。
在接管官僚资本的同时，军管会命令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通知各保险公司，据实申报官僚资本的资产和股份，据此又陆续增加了一些接管对象，其中有的是相当成份的官股，进行了“监管”。
上海解放后，要让经济运转起来，保险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上海工商业有保险的习惯，没有保险，工厂不敢开工，万一出了事没有保障。所以，5月30日中保被接管后，6月20日就恢复营业了。这是上海第一家复业的保险公司。
此后，共有华商63家、洋商42家保险公司恢复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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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回
中保“前世”
中保以财产保险起家，1933年增设寿险部，开展人寿保险业务。1937年，根据国民政府财政部关于“分业经营”的命令，将寿险业务独立出来，成立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并将原中国保险公司更名为中国产物保险公司。
中保公司成立后发展甚为迅猛，究其原因：
一则它是正牌“国企”；
二则它的后台老板是中国银行，中行各地分支机构均可为其代理业务；
第三，则是因为它建立了广泛的对外分保关系。
当时，华商私营保险公司资金实力薄弱，绝大部分业务都要分出去，等于是做了洋商的“出单公司”。中保自成立之初，即洽妥以英商太阳保险公司为首的近十家保险公司作为火险分保人，水险则通过英国劳合社对外分保。
由此，中保成为众多“小微”华商对外分保的一个主要渠道。也正因此，解放后官方把“旧”中保定性为“官僚买办保险公司”。
中保业务蒸蒸日上，不仅收入逐年增加，业务种类范围亦陆续扩充，并先后在国内重庆、西安、天津、汉口、广州、南京、长沙、青岛等地设立分公司，及依附各地中国银行设立数十个经理处。
国外则在香港、新加坡、马尼拉设立分公司，另在吉隆坡、槟城、吧城（雅加达）、泗水、海防、西贡、曼谷、仰光等地设立业务机构。“可算国营保险公司中组织最庞大者”。
至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原本附属于产险公司，1937年之后虽然自成一家，但负责人仍由产险经理兼任，其国内业务均委托各地产险公司代理。
国外则除香港、吧城委托产险公司代理外，在新加坡设有分公司，吉隆坡、槟城设有业务机构。
在国内市场，其初期只依靠经纪人通过私人关系招揽生意，业务范围十分狭窄。抗战爆发后，受民生凋敝、法币贬值等影响，业务陷于停顿。保单持有人与公司之间时常就币值折合率等问题发生纠纷，这一问题牵涉范围甚大，始终未予妥善解决。
至1949年5月被接管时，中保产险公司有职员142人、工友18人，人寿公司有职员14人、工友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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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光荣任务
1949年5月底，军管会接管中国产物保险公司，并在一个月内令其在上海复业。中保从此掀开新的一页。
中保在新时期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这一阶段的业务量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
人保成立之后为第二阶段。1949年9月底、10月初，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基于几点考虑：
一是人保起步伊始，仓促间不能将保险业务全部熟悉、掌握；
二是中保多年来建立的海外分保关系可以为我所用；
三是中保的海外机构及海外资产与我关系尚不够明朗。会议决定保留中保，改组为专营外汇业务的保险公司，并更名为中国保险公司。
中保的业务范围包括：
私营企业的外币业务（进出口保险业务）、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保业务（以伦敦市场为主）、领导中保海外机构。国内的外币业务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厦门等几个港口，都由中保负责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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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风云
中保的海外机构可以分为四组：
第一组，以香港分公司为首，辖有华南部分的香港九龙、澳门代理处，中南半岛的西贡支公司、暹罗支公司。
第二组，以新加坡分公司为首，辖有马来亚群岛的新加坡、柔佛与马六甲、吉隆坡管理处，及槟榔屿（槟城）办事处等。
第三组，南洋群岛的雅加达（吧城）经理处、泗水分经理处等。
第四组，菲律宾吕宋的马尼拉分公司。
1949年5月，大军压境。为“应付时局”，中保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总驻港处），代表上海总部联络海外各分支机构。董事长宋汉章亦匆匆离沪赴港，对海外机构行使实际之控制权。
新中国成立后，海峡两岸都极力争夺、“拉拢”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保险公司等大企业的海外机构、海外资产。
保险方面，经过团结争取，中保香港、澳门、新加坡、雅加达等地分支机构愿意接受上海中保总公司的业务领导；马尼拉、西贡、曼谷等地的分支机构，有的曾一度和人民政府发生联系，最终又投靠台湾“匪帮”。
为了团结、争取海外机构，中保总公司（背后是人保总公司）从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国内，在对中保内部架构进行改组的同时，仍然保留中保董事长宋汉章、总经理过福云、副总经理陈伯源、副总经理孙广志以及会计处处长等“老人”的原职，以定人心。
在公司内建立工会，并组织职员开展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职工反映：工作“较前紧张”，每天须要提早一小时到岗，参加各种学习（“偏重于政治上之认识”），下午办公时间之外亦随时召集各种会议（“包括检讨会、技术学习会、小组会等等，研究种种问题之解答”）。组织上则考虑：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劳动观点，了解我政策，以便顺利完成专业化的准备工作”。
另一方面，派出人保华东区公司副经理、共产党员孙文敏同志赴香港，担任中保总驻港处经理，做宋汉章的工作，并就近联络、领导海外机构。
对宋汉章的政策，第一方案是拟请他回来主持中保董事会；如果做不到，退而求其次的第二方案，请他暂留香港，与孙文敏密切联系，指示公司一切工作；最后一个方案是“拖”住他，至少使他暂时维持现状，不要倒向台湾方面。
在领导和管理方面，定期召开海外机构业务会议，以期达到如下目的：
①是摸清各分支机构之财产和业务底数，并集中资金，便利总驻港处掌握；
②是争取海外经理们靠拢和了解新中国的实际情况；
③是健全组织，教育人员，要求他们用新的观点、站在新的立场上来检讨如何完成任务；
④是拟具业务发展计划，与洋商竞争，为政府创收外汇。
经过一番努力，“在业务与资金集中方面有了相当成就，但在思想教育方面还需要好好地下番功夫”。
思想转变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是靠耳提面命就能奏效的。
1951年的一份内部材料称：
由于蒋匪帮近年来不断在海外造谣破坏，向海外人员进行拉拢，特别是自“三反”和“五反”运动后，蒋匪的歪曲宣传在海外分支机构的中上层人员中造成很大恐怖。
新加坡分公司经副理人员大部分入了英国籍，其他地方的海外工作人员亦发生思想波动。如此次派代表回国参加会议时，有的怕回国后“被扣学习”，有的怕“被斗清算”，有的则抱着“回国看看”的态度……
对宋汉章的争取工作亦不甚理想。1950年3月，宋汉章辞去中国保险公司董事长职务；1951年，宋汉章离开香港，出走巴西。
尾声
本次会议决议：
原总驻港处属于临时性组织，鉴于国内外联系转入正常，已无保留必要，予以撤消；
考虑到公司改组后，业务重点在海外，为求接近领导，有利工作，急需将总管理处由上海迁往北京。
9月22日，又在北京举行第二次董监联席会议，调整了部分董监事人选。19名董事中，中共党员占6人；7名监察中，中共党员占3人。“老中保”的宋汉章、过福云、陈伯源、孙广志，虽然都还在列，但均已淡出核心圈子。
再往后，“中国保险公司”在大陆就只剩下一块牌子，实际上由人保总公司国外业务处行使“总管理处”的职能，联络海外机构。
“从此，中国保险公司以东南亚地区为工作重心，以发展私营外币业务和面向海外广大侨胞服务为主要任务，正式完成了向国家专营外币业务的专业化公司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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