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尚博文，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大法律信息网签约作者
内容提要：数字化时代金融稳定风险面临着“数据鸿沟”，复杂金融市场与关联网络、数字金融创新的“破坏性”以及对金融危机事件中缺乏监管数据的反思显示出，金融稳定风险是金融数据收集短缺和无效利用引发的风险。“数据鸿沟”引发了金融监管内外部三个场景的权力失衡困境，是现有滞后、静态且单维的信息规制路径所致，有必要正确认识数据在政府治理和金融监管中的定位和功能，探索金融稳定风险防范的数据治理路径。从国际金融治理与美欧金融市场的监管实践来看，金融稳定数据治理以协同流通为原则，具备要素充足与互通共享的双层架构。应在金融法制定的契机下重构金融稳定风险防范与金融风险早期纠正制度体系，推动金融监管从信息规制走向数据治理路径，在权力失衡的三个场景中分别完善金融法治的约束、促进和协调。
关键词：金融法制定；金融监督；金融稳定；金融数据；信息规制；法治保障
目次：
一、金融稳定风险的数据鸿沟与权力失衡困境
二、从信息规制到数据治理：金融稳定风险防范的进路比较
三、金融稳定数据治理的协同流通原则及其双层架构
四、金融稳定数据治理的场景化法治保障
五、结语
面对日趋复杂多变的金融稳定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金融监管是系统工程”，要“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特别注重对金融风险形成早期阶段的防范工作，强调要对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称《决定》）提出制定金融法的任务，作为金融领域的基本性法律，为重构金融稳定风险识别和防范的法学理论体系、完善金融风险早期干预和纠正的法律制度框架带来了契机。
（一）数字化时代金融稳定风险的“数据鸿沟”
金融市场在危机事件中表现出的不完全性与脆弱性，反映出政府在法治约束与限制下对金融活动和金融市场进行监管的必要性。金融风险一旦失控，其内在脆弱性将对经济运行的微观和宏观层面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这种后果是市场机制本身所无法缓释的。因此，一国金融法的变革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其应对金融危机并维护金融稳定的需要，金融稳定始终被视为金融监管的首要目标。
随着数字技术赋能金融市场活动与产业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嵌入金融服务与金融监管中，海量数据的生成、交互与利用过程中催生了金融稳定风险的全新样态。金融监管的“数据鸿沟”指的是，由于不同主体对数据生成、开发和控制能力的差异性，导致数据在驱动、传输和利用过程中形成了愈发关联与复杂的金融网络，从而破坏原有金融监管分工与框架，也导致监管机构无法及时充分地了解和回应危机事件，这是数字化时代金融稳定风险生成的内在机理。
首先是数据驱动下日趋复杂的金融市场及关联网络。数字化时代金融风险和技术风险叠加交织，金融科技相互关联性等因素共同加剧了金融稳定风险的传导速度。从1907年美国银行危机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再到2023年硅谷银行危机，金融危机呈现出复杂性更高、速度更快、规模更大的特征。复杂金融市场在提高金融市场投资效率的同时，也会大大削弱监管者和投资者预测和避免金融产品失败的能力。在金融系统层面，21世纪信息快速传播、交易高度关联的金融市场特征，进一步挑战了金融监管法律应有的缓冲弹性。金融网络中各节点之间形成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债权债务网络，金融体系中的新网络节点在业务范畴内与其他金融机构有广泛而深入的关联。这在提高速度和金融链接的同时，也让监管机构难以知晓如何有效监管金融产品和市场，市场参与者更易受到不稳定冲击和网络犯罪的伤害。
其次是数字金融创新及其中的数据传输对金融监管所造成的“破坏性”。从市场监管的角度来看，“破坏性创新”的威力体现在对原有监管体系和框架的扰乱和突破，从而造成的“监管中断”。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FCIC）的报告认为，“技术改变了金融工具和交易的效率、速度和复杂性”。“破坏性”金融科技具有典型的跨金融行业、跨行政区域特征，不同金融监管部门继续遵循传统的分业监管理念，往往容易形成监管空隙。同时，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机构可以监管新兴科学技术的所有方面，“破坏性创新”的金融科技具备领域复合性，会破坏并重构金融领域与其他领域各部门的职责分工。
最后，从各国多轮金融监管改革及理论界的反思来看，金融危机事件不仅是流动性、金融衍生品和道德风险危机，事实上也是金融监管数据缺失和无效利用的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后成功游说美国国会成立金融研究办公室的门德洛维茨（Mendelowitz）认为，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就像是缺乏气象数据的“天气预报”，金融体系的不可预测性根源在于各类精细金融数据的缺失。危机后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等监管制度就是建立在数据的假设之上，即促进美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最佳方式是通过生成和分析更多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传递给决策者来避免未来的金融危机。同样，欧盟委员会认为，金融危机暴露了欧盟金融服务监管框架的重大缺陷，监管机构存在严重的“数据缺口和报告不足”，进而开启了金融监管数据的立法变革。
综合以上分析，“数据鸿沟”实质上暴露出政府与市场所持有数据的差距，现代金融监管中的金融稳定风险往往是监管数据无法被充分收集、分析和使用的风险，体现出现有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数据收集、分析和利用体系的核心问题。
（二）金融稳定“数据鸿沟”引发的权力失衡场景
“数据鸿沟”引发金融稳定风险的原理，在于数字化时代数据控制者基于数据持有及利用的优势所衍生出的新型权力形态。从网络领域的实践来看，大型科技企业通过控制数据来获得预测和控制消费者行为的能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益，借助数据实施纵向控制的经济疆域不断扩大，从而限缩了平等主体基于自愿进行交易的空间。市场主体通过处理数据不仅获得预期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能够获得支配性的“数据权力”。此类数据权力在技术、资源和话语等维度都具有相对于个人而言的巨大势能，个人往往处在被动的、受压制的处境，面临着被数据权力支配、压迫甚至奴役的现实风险。
因此，控制金融数据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使用数据分析技术来获得新见解从而创新服务和产品，而且在于获得基于数据流所形成的支配性权力。正如国家权力依靠信息的支持而获得更加强大的支配和干预能力一样，这种数据权力也体现在金融监管场景中，但各数据控制方搜集、处理、加工数据能力并不匹配。比如，当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的大量活动没有处于金融监管检查与统计的覆盖范围内时，就会因双方之间的数据差异获得逃逸监管的权力，由数据权力的不当扩张产生机构性、区域性或系统性金融稳定风险，同样也会导致自身的经营失败和覆灭（见图1）。
图1金融数据流动的权力关系网络
研究解决金融监管数据流动中存在的数据权力失衡现象，构成了金融监管规则制定和修改的逻辑起点。如图1所示，金融数据流动的过程中存在两类外部数据权力失衡、一类内部权力失衡关系。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社会公众之间会因数据流动形成外部权力失衡关系，监管者在数据不足以及对情景评估不足的前提下，其决策和判断不可能准确，例如，影子银行等能够以数据的复杂性和不透明作掩护，形成数据不对称从而规避监管并实现监管套利。数据和信息的匮乏导致了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需要详细、全面的金融网络结构数据，才能了解金融系统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后两者之间也存在外部权力失衡关系。以监管机构作为执行者的金融监管制度，通过如何公开金融数据、确立信息披露标准、教育投资群体和引导资金投向等方式，调控金融市场中的数据流与信息生成，直接决定了金融消费者、机构投资者、金融科技企业等群体获取利用资本、数据及其权益受保护的程度与方式。
监管机构内部也存在权力失衡关系，各国不同金融监管当局在数据收集和评估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依靠提升现场审查与非现场检查的频率、范围和深度来获得更多的数据，从而全面了解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域内外金融稳定的危机事件都证明了数据和信息在监管部门内部快速流动的必要性。受制于部门利益、监管竞争与监管资源，当出现金融资产多层嵌套、结构复杂的新金融产品，以及风险跨地域、跨领域、跨行业传播时，证券、银行、保险、基金、信托等各金融领域主管部门之间，以及上述金融监管部门与国安、公安、市场监管、数据执法等其他政府部门间缺乏相应的数据互通体制与机制，很难将有价值的风险数据及时进行互通或共同利用。
数字化时代金融稳定风险生成的原理，是“数据鸿沟”所引发的数据权力失衡。金融稳定风险的系统传导性与后果严重性表明，其不适合应用逐级递增的政策工具，有必要在早期阶段施以“治未病”的监管关切，从如何弥合数据差异、平衡数据权力的视角维护金融稳定。
（一）金融稳定风险防范的信息规制：以早期纠正制度为代表
我国金融稳定风险防范的路径呈现突出的“信息规制”特点。厘清信息规制概念的前提是区分金融监管中的数据与信息：信息有其自身的社会准则，数字化技术亦有其相应的合理秩序，二者在功能方面存在一定相同之处，但在传输形式、储存方式和流通渠道等方面差异很大。
信息规制指的是在金融稳定风险防范中，监管制度侧重于建立推动信息披露、收集并互换风险信息、公开金融信息等规则，监管机构倾向于通过定期检查、定时评估风险、金融机构评级等方式获得并共享风险信息，将信息作为开展金融稳定风险预防的基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健全具有硬约束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机制”，体现出早期纠正制度在风险预防和干预制度中的代表性和重要性，适合作为分析解构信息规制路径的制度对象。美国在1991年颁布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进法》中首次引入早期纠正机制（PromptCorrectiveAction，PCA）。2008年金融危机后，随着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明确存款保险机构对银行危机的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义务，早期纠正制度成为各国金融稳定风险防范的安全网措施。
除此之外，金融业综合经营已经成为趋势，分业监管下各监管机构未能在数据收集利用方面对混业经营的金融市场形成监管合力，风险信息的识别分析仅限于各自监管领域的市场范围内，尚未完全形成跨机构、全覆盖且即时性的金融稳定风险信息共享机制，这也反映出信息规制天然存在的信息传递单向且低效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于2022年4月发布《增量高风险银行硬约束早期纠正工作方案》，共选取19个省份开展三批硬约束早期纠正的执法试点，通过设置一年早纠期、提出“不纠正即处置”，在加强早期纠正执行的硬约束效力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不过，本轮早期纠正试点仅面对区域内8—10级高风险机构中的增量而非存量机构，适用范围较为有限；最为关键的是，试点仍然建立在“央行评级的分级分类管理机制”之上，以资本充足率等硬性、周期性信息为核心判断依据，仍然无法突破信息滞后且单维的局限性。
（二）金融稳定风险防范的数据治理及其正当性基础
与信息规制的基础不同，金融稳定风险防范的数据治理路径所依托的是金融监管中的数据。比之信息的滞后、单维、单向和低效等特征，数据在金融科技与监管科技赋能下传输更为迅速、储存方式便捷且流通渠道多元。从信息规制的局限性出发，需要对早期纠正等制度中的监管数据收集、报送、传输、共享和利用体系进行系统重构，以数据治理路径提升金融稳定风险防范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从依靠历史数据、现场检查、滞后行动转变为主动、实时、具备前瞻性的监管，其基础在于金融监管的数据能力。从这个视角来看，金融稳定风险防范的数据治理路径具备坚实的国家治理与社会认同基础。数据流动是现代政府掌握更多信息、现代国家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应用，现代国家治理与政府监管依赖与社会、市场、个体间的数据互通，通过让模糊的社会事实更为清晰、将抽象的社会事实转化为具象的信息来提高国家能力。通过对数字社会中弥散存在的数据进行编码、传递、解码处理，能够获取对提升国家能力有重要意义的信息，从而施展税收汲取、秩序维护、认同濡化等国家基础性能力。
国家对社会、金融、经济和网络等领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发展脉络显示出，政府监管与国家权力只有依靠强大的数据系统支持，才能获得更加强大的支配和干预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的“清晰性”。金融监管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一种体现，而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多次产业革命浪潮，国家治理能力的基础已经成为以数据获取、共享为前提，以数据分析、转化和使用为治理对象的新型治理能力。
数字技术也对金融监管中信息与数据的传输带来了颠覆性变革。从金融市场发展实践可以看出，数据在深度赋能金融活动和金融监管的全流程：现代社会的金融交易就是数据的传输，证券交易所和支付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是数据网络，金融机构是数据处理者，收集、分析和交易其客户生成的数据。因此，金融服务与产品的创新是基于数据的，金融监管同样也是基于数据进行的。金融监管对象逐渐从有形实物，转向了底层数据储存、产品开发算法等无形数据，无论传统金融活动和金融服务的内在逻辑是否一致，其中对涉及的个人、企业和政府金融信息的规制，其落地的支点就是“0”与“1”组成的二进制数据。
因此，数据资源要素则是促成金融市场、金融治理及其内部各主体之间行为决策的基础。只有基于数据监管、围绕数据处理行为开展规制，才是实现数字化时代金融监管良法善治的支点。
（三）金融稳定数据治理的制度框架与完善空间
金融监管场景中存在金融监管数据流动所形成的网络，数据的价值及其权力在流动中相伴而生，衍生出了多个权力失衡的场景。金融稳定目标与数据权力失衡的场景结合，成为观察我国金融监管法律的一个独特视角，在这个视角下能够构建出金融稳定数据流动网络中的法律规则图谱，如表1所示。
表1金融稳定数据流动网络中的法律规则图谱
监管数据的报告要求和定制模板也使得金融机构将数据重新用于其他用途变得困难，从而引发金融机构对收集、存储、处理和评估数据冗余的资源投入。同时，新兴的掌握着金融市场数据的科技公司却很少受到监管机构的监管，诸如科技企业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未纳入数据收集的口径中，给金融套利行为留下了较大缝隙空间。
另一方面，监管数据报送对金融机构施加的合规成本较高。以金融监管总局的检查分析系统（EAST系统）为例，其目的在于构建大型的标准化数据库，将中小银行千差万别的数据结构映射成统一的标准监管数据格式，帮助监管机构提高监管效能。不过，就监管数据填报要求而言，近年来报送规则不断细化，对穿透性监管的要求导致数据颗粒度较细，报表结构和指标逻辑愈发复杂，如5.0版的EAST系统涉及11个监管主题域、约70张数据表和千余个数据项。金融机构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与精力归拢大范围的海量数据，由于报送的数据维度较多、范围很大、涉及的部门多，一些银行在数据报送中存在各种漏报或瞒报的问题。因数据涉及多地多部门、早期业务办理要求不一致、填报说明较为基础等原因，金融机构的数据缺失率高且很多数据需要手工补录，还会经常出现数据填报的偏差与错误。
（一）协同流通原则的要素充足层次
各国对2008年金融危机等重大金融稳定事件的反思显示出，风险成因不仅是因为道德风险、流动性和衍生品等问题，更是一场监管机构缺乏足量且多维度的数据来分析金融系统潜在及关联风险的危机。在道德风险和流动性等领域的金融监管改革之外，国际间、美国和欧盟等更是将如何收集和分析金融数据作为另一个重要议题，将数据协同流通原则作为金融稳定数据治理的理念，并夯实了对应的法律制度基础。
1.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市场的要素充足治理
数据协同流通原则具备双层结构，其中第一层是要素充足，即通过基于协同的监管体制机制改革与监管策略转型，使金融监管机构能够收集到价值更高、时效更新和覆盖更广的监管数据，这一原则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了显著作用。
在危机后的全球金融治理层面，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论坛或组织开始注重倡导对金融数据的收集与分析，以加强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收集金融风险数据的能力。以国际论坛为例，二十国集团将金融稳定论坛扩员改组为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StabilityOversightCouncil,FSB）。FSB主要承担“知识创造功能”，主要通过评估风险、制定标准和发布报告等形式协同各国金融监管当局来提高全球金融稳定性，丰富了全球金融监管数据的收集、提供和利用。在后续监管中，FSB职能履行中发布的各类年度报告中均重视数据收集问题，如于2023年9月发布的非银行金融中介年度报告中，FSB认为缺乏数据是全面评估非银行金融机构杠杆脆弱性的重要原因。对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FSB和IMF发现其中存在严重的数据缺口，并将数据质量及其分析作为国家和国际层面有效监管金融风险的命脉。
自2009年起，FSB和IMF牵头发起了全球数据差距倡议（DataGapsInitiatives，DGI），旨在缩小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金融监管与金融市场间的数据差距。DGI的第一、第二阶段分别于2015年9月、2021年12月成功结束，对成员国提出了包括监管金融稳健性指标、尾部风险、结构化产品、证券统计、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数据、金融和非金融公司的跨境风险敞口等在内的20条建议。国际金融组织提出数据差异倡议的重点，从危机后意在提升各国监测金融脆弱性、相互联系和溢出效应的基础数据能力到实现数据相对充盈再演变到现如今对金融科技、金融普惠和数据共享的分析。
再如，为应对2008年雷曼兄弟银行的倒闭危机，欧盟与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十余个国家的监管机构组成了高级金融监管集团（SeniorSupervisorsGroup），通过共享多家全球大型银行的交易对手风险数据，互通不同国家金融市场的互连和共同风险。此外，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银行必须实施的有关数据和技术风险评估和管理的规则进行了改革，以多层次资本充足率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规制、大额风险暴露监管标准等措施，取代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单一约束，并提出有效风险数据加总和风险报告14条原则，都反映出对数据要素重组的改革方向。
2.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的要素充足制度
（二）协同流通原则的互通共享层次
1.欧美金融数据要素充足层次存在的问题
另一方面，基于其作为财政部内设机构而非独立监管机构的定位，OFR的运营受到政府政策，尤其是不同时期政府执政政策变化的干涉较多。随着特朗普政府发布重新审查《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行政命令，OFR于2018年8月进行了大幅裁员，相较于2016年的200多名员工仅剩下不到100名；预算也从2017年以来持续降低。缺乏资金、人员和数据支持，OFR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这一核心职能进一步得到削弱，前述由其开发的金融系统脆弱性监测已于2019年停止更新。
如何在追求监管数据处于充盈状态的同时降低成本、减少负担，成为了制约国家金融稳定改革的桎梏。欧盟在后续的监管适应性和绩效计划的审查与反思中发现，虽然现行金融报告对数据报送的要求是必要和有效的，但在报告定义和数据收集方式上却效率低下且成本极高：从数据上来看，欧盟的金融机构负有500多项报告义务，其中包括1000多个表格和70000多个单独的数据点，每年的报告成本可能高达40亿至120亿欧元，整体监管体系也缺乏对现代信息技术工具的利用。
2.欧美金融监管数据互通共享的体制变革
为了应对数据收集负担、监管成本问题，欧美通过监管体制革新促使数据互通共享，在要素充足之上推动数据的互通共享，以高质量监管数据奠定金融稳定的基础。其中的关键节点就是系统性风险委员会与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承担数据中枢、信息共享的职能。
同样，《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12（d）条特别赋予FSOC“获取信息的权力”（authoritytoobtaininformation）。基于FSOC与OFR之间的密切联系，《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12（a）（2）条规定了FSOC有关数据共享的职责：FSOC从成员机构、其他联邦和州金融监管机构、联邦保险局等处收集数据，并在必要时指示OFR从银行控股公司和非银行金融公司收集信息，由其提供数据以评估美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基于这些金融监管数据及其信息，委员会能够促进成员机构和其他联邦和州机构之间关于国内金融服务政策制定、规则制定、审查、报告要求和执法行动的信息共享和协调，并向主要金融监管机构提出建议，对可能在银行控股公司、非银行金融公司和美国金融市场中造成或增加重大流动性、信贷或其他问题及风险的金融活动或做法应用新的或更高的标准和保障措施。
3.欧盟金融监管数据互通共享的法律制度
欧盟将金融数据空间（Europeanfinancialdataspace）作为数字金融战略的优先事项之一以促进数据驱动创新，并于2021年12月通过了《欧盟金融服务监管数据战略》，以互通共享为主线开启了针对金融监管数据制度的全面革新。欧盟金融监管数据互通共享制度主要包括四项内容。首先是通过使用各类标识符来促进数据的一致性和标准化，全面要求金融机构使用全球法人识别编码（LEI）。如欧洲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规则（EMIR）要求，自2017年11月起将法人实体标识符纳入交易存储库的交易报告要求中；再如第二版金融工具市场指令（MiFIDⅡ),要求金融服务提供商在提交监管报告时使用LEI代码。
其次是强调对相同数据只应报告一次并由不同金融监管机构重复使用。欧盟按照不同金融服务类型确立了较为集中的数据中心：在证券领域，欧盟证券市场的数据中心是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银行领域是欧洲银行监管局，该局的系统设有一个中央数据登记册，作为主管当局的单一联络点来传输数据查询和交换信息。
再次是改进监管报告的设计。精心设计和起草的立法对实施高效监管报告制度至关重要，改进后的监管报告要求设计流程应基于行业的最佳实践，将更优规制（betterregulation）的理念融入并改进金融监管报告的设计中。更优规制的核心思想在于避免陈旧的命令—控制型规制，通过引入理性的政策制定进路来改进规制，并趋向适用非正式的、低干预度的控制方式。
最后，设计、实施和维护现代化的监管报告系统需要有健全的联合治理安排，即运用监管科技、监督科技等现代技术改善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关系，促进监管机构间的合作并共同提升分析数据的能力。
（一）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间数据治理的法治约束
面对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间的数据权力失衡困境，应当对现有金融稳定风险早期纠正制度进行体系化重构。对此，最重要的是形塑金融稳定数据协同流通的法治理念，形成金融数据协同流通的双层架构。架构一是通过嵌入数据触点，产生规模足够、价值突出和持续供应的金融监管数据。由金融机构向监管部门开放数据接口，这需要通过银行、证券等监管机构技术系统直连各个金融机构的后台系统，应用科技手段对特定关键数据进行实时数据采集、实时数据计算、实时数据分析的实时监测，使金融监管数据收集覆盖全业务、嵌入全领域并贯穿全流程，以机构底层业务数据按需加工来取代传统的监管报表报送流程，让监管数据更加完整、准确和及时。同时，以监管数据为先导开展金融数据空间建设，打通目前各个金融领域银行理财产品登记、私募基金备案、信托备案、保险业备案等各类系统，形成统一集成的国家金融基础数据库。
基于数据要素实现对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的赋能革新，落实金融稳定数据协同流通理念的重点在于在金融法中完善早期纠正制度的法律制度，包括统合《金融稳定法》《存款保险条例》《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涉及早期纠正的法律法规，形成完备有效的金融风险早期纠正制度，将对风险提前识别、预警的法治思维融入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的全流程中，并在各类金融服务、金融活动和跨市场中进行全面应用。这就需要在金融法制定中明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证监会、央行等金融监管机构开展早期纠正工作的法律基础、具体形式和基本流程等原则性规定，进一步丰富完善各类金融稳定风险生成及跨市场风险传导的早期纠正体制机制。
早期纠正制度有效运行的基础在于探索多维度的预警指标体系，提升金融稳定风险防范的前瞻性、多维性和准确度。建议将拨备覆盖率、补充杠杆率等指标纳入早期纠正的硬性触发指标体系内，依据金融业务领域和机构资产规模区分形成梯度化的问题银行判断标准，避免监管者被赋予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加强金融机构股东的穿透监管和数据真实性检查，结合央行评级、压力测试、现场评估等日常工作，探索构建动态的金融机构监督审查评价分数体系，作为早期纠正硬性指标的柔性评估参考。
这其中，要避免对金融市场活动进行过多的行政强制干预，注重金融稳定数据治理的法治约束。建议以上述硬性判断指标体系为核心参考依据，辅以柔性评估参考，细化早期纠正触发标准对应的行政措施，采取柔性纠正措施与正式强制干预措施的复合型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注重增强早期干预行为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对监管机构施以数据安全保护义务，建立严格规范的数据脱敏机制、数据加密机制、匿名化机制、风险隔离及预警机制。
（二）金融监管机构内部数据治理的法治促进
从政策手段与数据收集来看，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之间的关系是极为紧密且相互交融的，典型表现是许多宏观审慎工具以微观审慎监管的形式出现。例如，金融危机后《多德—弗兰克法案》和后续巴塞尔协议的核心改革要素被认为是宏观审慎政策，但实际上是对长期存在的微观审慎工具的扩容。如压力测试与流动性要求这两项重要改革，前者是标准的微观审慎工具，其经济模型和监管后果都是微观审慎的；后者要求银行将其资产组合的流动性与其融资风险相结合，是不考虑相互联系和反馈循环的局部均衡分析，强调的也是单个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充足。事实上，众多审慎监管工具中只有逆周期资本缓冲、系统重要性机构的附加资本要求是纯粹宏观审慎工具，其余的资本监管要求、动态拨备、杠杆率、流动性限制和外汇限制等工具都存在高度一致性。
另一方面，是要推动建立金融监管机构内部各部门间、不同金融领域监管机构之间、非金融监管机构之间数据协同流转的法定标准与基础设施。应当从国家公共数据治理的视角出发，探索构建国家金融数据流通的统筹协调体制机制，在源头确立监管数据收集的数据储存与共享格式、数据机器可读性等国家标准，从而打通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证监会、公安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公共机构之间的数据壁垒。例如，在资本市场领域，应当完善涉资本市场监管数据和执法信息共享机制，构建覆盖股票、债券、期货及场外市场的资本市场智慧监管平台，以金融机构处罚数据这类价值较高且标准化的数据作为互通共享试点；在信用体系建设领域，推动完善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让数据在政府内部以跨部门跨地区、跨互联网和电子政务外网的方式协同流通利用。
（三）金融监管部门与社会公众间数据治理的法治协调
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数据要素体现出“与稀缺经济相反的充裕原理”：一个人对数据的使用并不影响他人对其的使用，其价值不会因重复使用而受到减损，边际上成本几乎为零。非竞争性的特性和开放、共享、再利用等理念相契合，成为数据相较其他传统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方面的独特优势。而从金融市场的数据利用来看，提升金融市场中的数据透明度与可获得性，能够通过丰富公共产品供给来加强市场纪律。例如，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FFIEC）的数据储存库可为任何用户提供大多数受监管实体的公司财务和控股结构数据。因此，在形成金融稳定数据协同流通制度体系的基础上，还应探索向金融消费者、机构投资者和金融科技企业等社会公众广泛开放金融公共数据的可靠路径。
最后，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金融公共数据开放中功能。数据开放基础设施不全，缺少隐私计算、多方安全计算、联邦学习等数字技术是政府公共数据开放的一大阻碍。在总体思路方面，应当借鉴欧盟《数据治理法案》中“经由设计与默认的开放”规则，以技术治理的方式解决公共数据安全和质量等困境，将数字科技融入公共数据开放全流程，推动金融公共数据开放的法治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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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论·行政裁量与基准之治】
1.行政裁量权的行使与治理
于安
2.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合理设定
宋华琳
3.行政裁量基准制定权的“高阶化”
熊樟林
【思想】
4.农村集体经济法域中组织法与财产法的体系化调适
陈甦
5.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
高圣平
6.论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规制框架的定型化
江山
7.对赌协议中回购权的性质与期限之辨
——以法律漏洞的填补为视角
籍瑞华
8.金融稳定风险防范的数据治理路径研究
尚博文
【影像】
9.谢觉哉：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人
吴尹浩供稿
【观察】
10.党内法规备案审查的历史探索与完善路径
郑文阳
11.全球气候变化诉讼实证分析
巩固、曾德明
【策略】
12.美涉华经贸立法新动向及中国的因应
刘敬东
13.行刑一体制裁论视野下行刑双向衔接
李勇
14.重新定义校园欺凌：一种反思性研究
申长征、姚建龙
15.论敏感个人信息的界定标准
张光明
16.论新《行政复议法》中的原行政机关先行处理程序
陈芳瑾
智能写作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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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划即达：法宝全库数据的划词能力
3.语言无界：19种语言的智能翻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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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用工具：赋能司法案例的深度检索报告
智能写作4.0赋能司法案例检索报告功能，是法律专业人士的得力助手。它不仅能够检索到最新的司法案例，而且通过智能分析，为用户提供案例的详细报告，包括案件的基本情况、判决结果、争议焦点、法律依据等关键信息。这一功能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法律研究的效率，而且通过深入的案例分析，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法律条文和司法实践，为法律实务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