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保险资金运用领域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保监会自2012年以来集中发布了二十余项关于保险资金运用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仅大幅减少行政审批，还进一步放宽投资范围和比例。同时，保监会还建立了一系列具体投资领域的专项管理制度，逐步放开未上市股权、不动产、基础设施、创业板股票、蓝筹股、优先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创业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投资范围，并于2016年9月允许保险资金参与沪港通试点业务，极大地拓展了保险资金的投资选择和配置空间。
（二）资产配置
在资产配置方面，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结构配置不断优化，主要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坚持以固定收益投资为主，但传统的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不断下降。二是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明显上升，但增幅不大。三是另类投资首次成为险资配置的第一大类资产。四是境外投资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由此可见，我国保险资金运用正逐步践行“多元化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的理念。
（三）投资收益
除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呈现大幅波动以外，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率长期处于低位波动状态。
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的潜在风险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错配风险
随着理财资金的不断融入，债券收益率的持续下行，负债成本大于资产收益率的情况日渐严重，很多保险公司采取了加杠杆、加久期、加风险的措施来获得收益，导致在资产负债管理过程中出现了期限错配、收益错配、信用错配、流动性错配、币种错配等问题。
（二）利差损风险
随着保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由于预定利率偏高和投资收益偏低造成的利差损风险日益凸显，万能险就是很好的例证。
（三）市场风险
在股权争夺、险资举牌、借壳上市、高送转减持、深港通开闸等不断上演的情况下，我国资本市场开始大幅震荡，直接导致大体量入市的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缩窄，短期内对于业绩冲击影响相对较大。
同时，保险资金运用风险与经济金融风险相互传染和叠加变得日益复杂，金融产品由简变繁、交易环节由少变多、投资链条不断延长等使得风险隐蔽性增加，很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而且，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局势瞬息万变、错综复杂，保险资金的“走出去”战略还面临着当地监管规则、法律环境、管理体制以及汇率变动等多种复杂风险因素，境外投资经验和人才的缺乏使风险管控的难度加大。
（四）信用风险
保险资金约80%配置于信用类资产，在我国债券违约进入多发期间，保险公司投资基础设施债券、不动产投资计划和信托产品的信用风险敞口提升。
（五）流动性风险
近几年，一些保险公司主打短期的高现价产品并承诺高收益率，导致负债端的期限较短，流动性很强。为弥补成本压力，保险公司需持有长期资产以获得较高收益。一旦出现大额给付、赔偿或退保事件，就会使保险公司面临流动性风险。
（六）偿付能力不足风险
目前，部分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不足主要是因为经营理念粗放、投资模式激进、资金成本及交易成本升高所致。
我国保险资金运用风险的应对策略
（一）加快盈利模式转型
随着利率下行，利差益也逐步受到挤压，保费收入和利润增速的背离日益明显。因此，必然要求保险公司从承保业务和投资业务方面加快盈利模式转型。
首先，在承保端明确细分市场和客户定位，优化产品结构和定价方法，支持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
其次，在资产端建立以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为主的资金运用管理模式，提升保险资金运用的专业性和投资收益水平。
同时，通过企业年金、养老金受托管理以及投资顾问等多种模式为第三方客户提供资产管理服务。
（二）强化资产负债管理
要解决资产负债“两张皮”的问题，第一要完善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框架，第二要借鉴美国的经验探索实施分账户监管制度，第三要建立“上下左右”联动的投资决策体系和内部监管的沟通协调机制，第四要建立资产负债管理评价体系。
（三）优化资产配置结构
在低利率时代，构建动态有效的资产配置组合是保险资金保值增值的制胜关键。优化途径包括：
一是加大权益资产（特别是长期股权）投资比例。
二是调整另类投资结构，增加在养老养生、医疗健康、轨道交通等PPP项目上的战略布局以实现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
三是提升海外投资比例，通过集中委托第三方公司逐步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商业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以及自主进行行业指数或个股的投资等。
（四）完善风险防范机制
第一是持续完善监管制度，丰富监管工具。一方面将“技术监管”和“监管干预”有机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规范保险企业的公司治理，加强保险公司股东股权、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制度。
第三要完善逆周期监管机制。在考虑增加逆周期附加资本的同时，开发逆周期乘数，完善压力测试制度，对保险公司内部评级风险参数采取跨周期的压力测试。
第四要完善保险保障基金制度。将“管理救助”和“财务救助”有机结合，细化保障基金救济范围和救济标准，提高市场化风险处置效率。
（五）提升投资管理能力
保险公司逐渐从资产配置主导向主动管理主导转型，市场化、专业化和个性化特征必然要求其切实加强在投研能力和风控水平上的投入力度。
第一要加大量化投资研发力度，增加在创新和精细化、量化投资模型方面的资金投入。
第二要完善长期激励机制。探索从内部绩效考核机制转向市场化比较机制，丰富核心员工的长期激励措施，构建职业终身评价体系。
第三要培育专业另类投资人才队伍。
摘自《保险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4期
作者简介：
袁中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保险与金融；郭金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室主任，中国保险学会常务理事，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保险与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