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险法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一、“近因”原则的缺失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
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影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鲜见于众。
三、合同陷阱的隐藏
四、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
五、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
由于《保险法》未对保证保险合同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保证保险的性质及保证保险和保证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所以就导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保险人除考虑收取保险费外，常常在保证保险合同中订立很多的免责条款，而被保险人却以为一经投保即可万事大吉，纠纷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保证保险既涉及保证又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在保险立法上存在的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现行的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保险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保险市场必将逐步同国际接轨。1997年底，占全球金融服务贸易95%以上的70个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基础上又达成《金融服务协议》。其中，有六个基本准则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保险业的开放问题：1、最惠国待遇准则；2、透明度准则；3、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准则；4、国民待遇准则；5、市场准入准则；6、逐步自由化准则。这些基本准则中任何一项准则都会对我国现行的计划保险制度提出明确的挑战，任何一项准则的实施都将冲击我国现行的保险制度。如何抓住保险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强保险立法建设，尽快调整、修改、制定出符合wto要求的保险法律法规，优化保险市场的法制环境，以引导并保障我国还处于初步阶段的保险业健康发展，使其在规范轨道上运行，就显得尤为迫切。在此，笔者仅就如何完善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发表一下个人的浅见。
一是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要在进一步完善自愿、最大诚信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原则的基础上，在保险立法中将公平原则、近因原则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保险行业普遍运用的原则作明文规定，以充分发挥保险合同“最大善意”、“最大诚信”的作用。此外，还应根据wto成员国约定的协议与保险市场发展的趋势，将考虑市场准入政策、取消外资优待、实行国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问题的规范化纳入立法的视界，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基本法律制度，促进国内保险业的规范化发展，以更好地参与竞争，迎接挑战。
二是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是要强化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履行的解释、告知等义务和责任，对超额保险、重复保险等规定应载入保险合同的专项备注条款，并尽善意提配和说明的义务，当保险人未尽上述义务时，赋予投保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力，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以保护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合法权益。此外，还可推行《确认书》制度，对于双方应履行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由双方逐项签署一式两份确认书来作为双方已尽各自义务的证明，以把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既可维护保险合同的稳定性，又可避免双方在发生纠纷时各执一词却又无法提供证据。
前言
保险业作为一个对当事人要求最大诚信的行业，却饱受社会各界诟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国的《保险法》立法较为原则，许多规定在保险经营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在具体的问题上对保险公司经营缺乏明确的指导，导致保险公司在决策上无所适从，难以进行前期的法律风险管控，从而增加了后期纠纷出现的可能性。随着国内保险事业的发展，这一粗线条的法律已经不能满足保险经营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司法审判实务中，裁判机关因保险立法的滞后与不完善，难以对法律进行准确的把握，导致保险纠纷的裁判充满主观性，损害了司法的权威，也贬低了保险行业的形象，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
我国现行《保险法》是1995年制订的，2002年进行了首次修订，02修订主要是针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对保险业的要求，所以对《保险法》的修改基本上都是围绕保险业法展开的，没有触及保险合同法的内容。保险合同法存在很多不够明确和不够完善的地方，现实中保险纠纷主要都是因保险合同争议而引发的。2004年10月，中国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正式启动保险法第二次修订准备工作，历时4年余，几易其稿，该法终于在2009年2月28日通过并公布。
第二次保险法修改所涉内容、幅度远远大于上次。透过媒体的一些报道，我们发现除保险公司以外的社会各界对本次修订予以了肯定得评价，甚至部分媒体、专家、政府监管机关对此次修改大加褒扬，认为保险法的修订“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既照顾弱势群体，又兼顾公平原则；既力促发展，又确保稳定。”可谓尽善尽美。仔细分析保险合同法修改部分，我们认为，这次修订确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并不尽如人意，一些受到追捧的条款修订虽迎合了大众，但却是忽略了保险的基本原理。保险公司是一个商业主体，也有民事权利，我们不能仅仅看到被保险人的利益，而无视保险公司的利益，保险产品以条款及费率的形式表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合同，不能用民法的或一般的公平理念来评析保险条款，如对保险公司提出了苛刻的违反规律的要求，其表面牺牲的是保险公司利益，实质上葬送的是保险共同体利益。商业主体必然会追求利润并维系其自身运营，将立法不当倾斜导致的损失通过提高费率的手段转嫁到广大投保人身上是保险商自然的必然的做法，最终损害的还是广大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
不管怎样，作为保险业经营的根本大法，本次修订虽不能满足各方意愿，但此次对保险法合同部分的修改还是增强了可操作性，对保险审判实践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同时对保险公司展业、核保、核赔、条款制定费率厘定乃至整个经营管理产生重大影响。本文拟通过新旧条文的对比，对保险合同法部分修订对保险公司合规经营及诉讼影响作一浅析。
明确保险利益主体和时点
现行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
修订后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三十一条（人身保险中）……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
第四十八条（财产保险）中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保险法修订之后，其变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分别在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章节中对保险利益的主体做出规定，在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主体由投保人修改为被保险人；二：从保险利益享有的时点也在财产、人身保险合同中做出规定，财产保险保险利益享有的时点明确为保险事故发生时。
我国修订前的《保险法》第12条的规定的表述方法比较模糊，从文义上应解释为财产保险合同行为中，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及损失发生这两个时点均要有保险利益，这样的规定确实可以有效的防止利用保险进行赌博，限制不当得利、对防止道德风险有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物权流转的更为频繁，固有的保险利益的传统观念受到了理论及实务上的广泛的抨击。因为对于财产保险来讲，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合同并不为投保人的利益而存在，而是仅仅为被保险人的利益而存在，惟有被保险人可以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填补损害，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而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并无实际意义，此时仍然强调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有保险利益，没有现实性，也不甚合理。
现在不少单位以福利的形式为员工投保家庭财产险，由单位作为投保人，员工作为被保险人；汽车销售商推出的购车送保险，以销售商为投保人，购车人为被保险人，根据现行保险法，单位对于员工的个人家庭财产并无保险利益，汽车销售商对于出售之后的汽车也无保险利益，这类保险合同均为无效。但是，这种投保行为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益，理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上述操作方式
早已得到保险公司在内各方主体的认可，在保险实践中屡见不鲜。保险法修订这一修订顺应了我国保险业的现实需求。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团体保险、赠与型保险等险种以及代购代付保险费等行为将名正言顺的受到法律保护。
本条的修改对于财产保险合同而言，核保核赔尺度相应变松。投保人在投保时对保险标的是否不具有保险利益不能再成为保险公司核保的审核内容，同样，投保人在投保时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也不再成为公司的拒赔理由，保险公司应当根据法律规定修改核保规则。保险法第十二条是保险人拒绝赔偿援引频度较高的条文，保险法修订之后，保险公司应当根据法律规定修改核保及理赔规则。原先设定的一些核保程序应作相应废止，保险公司应当加强业务及核保人员准确判断享有保险利益主体、时点等问题的意识，只有对于不符合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依法做出不予承保、或者拒赔的决定。本条修改也使财产保险的合格投保人主体范围得以扩大，保险公司财产保险业务可藉此得以拓展。
人身险保险利益范围的拓宽及困惑
现行保险法第五十三条投保人对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一）本人（二）配偶、子女、父母；（三）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除前款规定外，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
保险法修订第三十一条增加了第（四）款“与投保人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并同时增加规定：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
此处增加扩大了人身保险利益的范围，增加用人单位对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员工具有保险利益。修订前的保险法规定，人身保险合同的投保人仅对以下人员具有保险利益：1、本人；2、配偶、子女、父母；3、与投保人有抚养、赡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其他成员、近亲属；4、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被保险人。按照上述规定，用工方为工方办理工伤保险等人身保险时，只能根据现行保险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即“同意保险利益”进行，所以必须经每一个工方签字确认，这给操作上带来相当麻烦，特别是一些大型公司很难实际执行。考虑到用工方为工方投保人身保险对员工有利，修订后的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对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具有保险利益，可以直接为其投保。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保险法修订只是规定了“劳动关系”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除劳动关系外，还存在大量雇主为与其不具有劳动关系的雇员投保的业务、社团以及其他组织为其成员投保的业务等情况，就团体保险而言，没有证据表明劳动关系维系的团体较以其他关系维系的团体在保险利益、道德风险、社会秩序问题上存在差异，看不出“其他关系”与“劳动关系”存在重大区别，将这些关系剔除在外，似乎也无特别的理由，不清楚立法者出于何种考虑。
不管如何，修订之后的条文有利于保险公司拓展员工综合福利保障计划，但同时也要注意对其他团险业务则仍有限制。在雇主为与其不具有劳动关系的雇员投保等团体保险业务中，要求投保人提供被保险人同意投保团体保险的有效证明。如不提供同意投保证明，大量团险合同将都仍被法律认为无效合同。
明确保险合同生效可以附期限或条件
现行保险法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并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
保险法修订第十三条：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应当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保险合同内容。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保险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保险法的本条修订有两个方面：一：新条文删除了“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进一步强调保险合同的非要式性，明确签发保险单等保险凭证是保险合同成立之后保险公司的义务。二：新条文出于利益平衡的考虑，增加第三款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以对已经成立的合同附条件或者期限,作为合同最终生效的必要条件。
对于保险合同的非要式性，很多保险公司从业人员认识模糊，普遍认为保单签发是保险合同成立的时点及标志，认为保险单的签发意味着核保的通过，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要约作出了承诺，没有签发保险单，如何证明保险公司已经同意承保、没有保险单，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索赔的依据何在？这种观点其实是错误的，从现行保险法条文分析，其也是确认保险合同的非要式性，保险单只是保险合同凭证之一，签发保险单只是保险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但是现行保险法具体条文表述上并不十分明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保险合同是否为非要式合同存在不同的理解。本次保险法进一步明确了保险合同的非要式性，这个争论应当随着保险法修订的实施而不再存在。新条款将双方就合同条款协商的过程排除在合同订
立的过程之外，对公司在承保时应尽的审慎义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这个保险人可能是保险公司的核保部门、更多的是公司营销员及专兼业人，根据该规定,只要在投保的意愿基础上保险人的代表人做出了予以承保的意思表示,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保险合同即成立,而对于合同条款双方是否协商并且是否达成协议则在所不问。如公司未尽审慎义务就同意承保，在合同生效前又发现保险标的不符合承保条件，公司就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这就要求公司在订立合同时，应当严格履行保险人审慎的审查义务，在对投保人、被保险人主体及标的风险全面进行过审查的基础上再做出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保险实践中，由于保险专兼业人以保险人名义进行活动，因此加强保险人管理，在展业过程中不可擅自对投保人作处同意承保的决定。
新增条文赋予了保险公司可以对已成立的合同附条件或期限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合同已经成立，但如果所附的条件未发生或者所附期限未到来，则合同虽成立但并未发生效力，一旦保险标的在合同生效前发生保险事故，公司无需承担保险责任。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裁判机构肆意否定保险合同中附条件或期限约定的效力，这一条修订与合同法的规定相一致，对此作出了肯定，限制了裁判权的滥用，值得赞同，建议公司两核部门充分行使法律赋予保险人的权利，对于在合同订立时双方权利、义务并未完全明确的情况下，为保障公司权益，可对合同附生效条件，约定合同自该条件成就时始发生效力，自合同生效保险人始承担保险责任。特别是在保险费缴纳与保险责任承担等重要事项上作出约定。
保险事故通知义务及法律责任
现行保险法第二十二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险法修订第二十一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保险人，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它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相对于现行保险法，本条修改涉及三个方面：一：明确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该义务所造成的后果法律。二：保险人仅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明确了保险人拒赔的范围。三：一定程度上免除了被保险人的通知义务，增加保险公司自觉主动进入理赔查勘程序的义务。
旧条文虽然规定了投保人等应当在事故发生后及时履行通知义务，但是对于未履行该义务所造成的后果法律却没有明确规定。保险法修订规定对于未履行通知义务而导致对事故无法准确定责，定损的，对该无法确定部分的损失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有人认为该规定赋予了保险人依法拒赔的权利，即只要投保人等因主观故意、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保险人而导致对事故无法准确定责、定损的，该部分损失公司有权不予赔偿，实际上，根据民诉法及证据规则，被保险人对自己的损失有义务进行举证，如举证不能自然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所以本条并不是对保险公司权力的赋予，而是对原有权力的复述。另保险公司也不是保险事故损失确定的唯一主体，被保险人即使没有及时报案，它也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对事故原因及损失大小进行证据固定，如车辆发生事故，被保险人未报案，保险公司未进行现场查勘，如果被保险人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保险公司是不能否认事故发生这一事实；保险公司未定损，而被保险人通过合法程序由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在保险公司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也是无法否认损失存在及大小这一事实的，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无法拒赔的。
另一方面，明确了保险人拒
赔的范围，从而限制了保险人通过合同条款自主约定责任后果的权利。客观而论，这种规定是合理的，有的时候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及时通知投保人，或者对未及时通知不存在重大过错，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完全剥夺其请求赔偿的权利太过严厉，也不合理。
明确了保险条款的解释原则
现行保险法第三十一条：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保险法修订第三十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保险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适用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本次修改体现了二个方面的进步：其一：争议条款限定为格式条款而非所有保险条款。其二：不能一有争议就不分清红皂白的作不利与保险公司的解释，而是应当遵循合同法的规定，首先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有两种以上解释的，才可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现行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确定的不利解释原则在司法裁判中被极度滥用，裁判机构习惯于仅因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作出了对合同条款的不同解释，便随意突破法律基本原则，使用不利解释规则，简单判决保险公司败诉，使保险公司在诉讼中极度不利的地位。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表现为恶意诉讼以获取更大收益，道德风险泛滥，司法无权威信可言。
保险实务中，并不是所有的保险合同均是格式条款，虽然格式条款占据主体，但协商条款亦日趋增多，协商条款系双方合意达成，显然不能适用不利解释规则。即使保险条款中的格式条款，也是保险人按行业惯例，将投保单及正式保单等保险合同单据格式化，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保障交易安全，提高工作效率而设置。
不利解释原则应当以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和基本方法为基础，而目前法院只要合同双方对条款发生不同理解，便一概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受益人的解释已成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获取不当得利的工具。保险法的本次修改，值得赞许。该条的修订是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订为数不多的亮点，当然，保险公司在制定合同条款时，要尽量使条文本身意思明确，避免条文本身出现两种以上的解释。因为作为格式合同的提供者，在司法实务中，保险公司如果自己也解释不清楚或解释难以令人信服，可能会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我们赞同在这种问题上将举证责任更多的分配给保险公司。
明确了保险标的转让后法律后果
现行保险法第三十四条;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
保险法修订第四十九条保险标的转让的，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
保险标的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但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
因保险标的转让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人自收到前款规定的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
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履行本条第二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转让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
责任。
本条确定了保险标的转让之后，被保险人权利的推定承继。在这一前提下，后三款对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进行了均衡。该条文的意思有三个层次：第一、保险标的转让之后，由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当发生保险事故时，受让人作为标的的所有权人有权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第二，标的转让的，原所有权人应当通知保险人，但是没有通知的，保险人并不能因此而拒赔，只有当保险人有证据证明标的的转让会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方可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要求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第三、对于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原所有权人对标的转让未通知保险人的，如果保险人有证据证明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标的转让危险程度增加而导致的，保险人可以不承担责任。
而依照修订前的保险法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保险标的转让未经保险人同意，保险合同应属无效，保险人就可以不承担保险责任。因为保险标合同成立于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保险标的转让之后，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应属无效，而保险标的的受让人其虽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但与保险公司并无保险合同关系，也无权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我们知道同样的保险标的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其危险程度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保险人的承保风险会因保险标的转让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对保险人确定是否承保、拟定费率及履行保险合同的主要义务产生重大影响。保险人有权利也有义务根据新的合同相对人的保险条件，确定是否承保、拟定费率。新条文可能导致以下二种情况：一是剥夺了保险公司对转让之后的保险标的确定是否承保及重新拟定费率的权利。二是可能产生对被保险人权利的侵害，如出现保费应当减少的情况。
从诉讼实务来看，一个方面保险人如果能够证明保险标的转让致使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那么法律赋予了保险人可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增加保费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利；另外方面即使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的转让没有通知保险人，只要保险人无法证明标的转让导致危险程度增加，那么在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就必须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总体来说，保险法本条修改增加了保险人对于标的转让而导致危险程度增加的举证责任。如果无法证明，则拒赔存在一定风险，而何谓危险程度增加，目前没有规定，可以想象，保险公司对此举证非常非常困难！因此当发生了保险标的转让的情形时，应当尽可能搜集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着危险程度的增加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不可抗辩条款、解除分故意和重大过失及解除时效
现行保险法第十七条：……
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保险法修订第十六条：……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前款规定的保险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30日不行使而消灭。除本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外，自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2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
新条文一：将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主观过错仅限定在故意和重大过失范围内，而一般过失则不包括在内；二：同时，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无论是因故意还是重大过失，都只有构成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后果时，保险人才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与旧条文相比，增加了保险人行使解除权时，投保人因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所应当造成一定结果的要求，限制了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范围；三：明确规定了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除斥期间，自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30日内行使，否则权利消灭；同时该权利的行使还要受到保险合同期间的限制，即只能在合同成立之日起2年内行使，超过2年的解除权自动消灭。
关于一个月除斥期，现行保险法没有规定，但在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特别是寿险公司，对告知义务者违反告知义务已经知道，但为占据保险费，并不行使解除权，保持沉默，等到保险事故一旦发生后，立即提出告知义务者违反告知义务的事实，从而拒绝给付保险金，这种将投保人长期搁置在不安定的状态中，而保险人则永久性地掌握着解除权的做法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合理的，有损于公平原则。因此本次立法将除斥期规定在1个月之内，如果不行使则意味着放弃行使。但是，如何证明保险人是否在已经进入计算除斥期，换言之，怎么知道保险人在1个月前已经掌握了告知义务者违反了告知义务的事实？这是司法实务中的举证责任问题，根据我理解和国外的司法实践，该举证责任落到了投保人的头上。由投保人提供给保险人已经掌握该事实的证据。
关于2年的不可抗辩原则，我国《保险法》中没有对“不可抗辩”的内容进行规定，本次保险法增加了不可抗辩条款，这条规定主要是针对长期人身保险。部分保险公司宽进严出，在承保阶段不对投保人或保险标的进
弃权与禁止反言原则
增加条款：第十六条第六款：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保险人承保时，需要了解投保人的有关情况，以确定承保风险，进而决定是否承保及保险费率。因此，修订前的保险法规定，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该规定对保险人较为有利，实践中受到保险人的滥用，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往往并不对投保人提供的有关情况进行审查；即使在保修期间内发现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也仍继续收受保费，但是，一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就以上述规定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修订后的保险法对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作了适当限制：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弃权与禁止反言”原则是最大诚信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保险法首次明确规定了该原则，该原则适用于保险人已经知道其有解约权和抗辩权而明示或默示地表示放弃解约权和抗辩权的情形。构成弃权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保险人必须知悉权利的存在，这里的“知悉”应理解为“保险人确切知情为准”，二是保险人须有明示或默示地意思表示。禁反言适用于保险人已经知道被保险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违反保证而明示或默示地向被保险人表示保险合同仍有强制力，被保险人不知其事实而信以为真地情形。在很多情况下，弃权和禁反言存在重复和交叉。
投保单应附格式条款、说明和明确说明义务加重
现行法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第十八条：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保险法修订第十七条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对照新旧条文，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变化：一：新条文在规定保险人应当对合同条款说明的同时，也规定了保险人提供的投保单中应当附有保险格式条款，投保人以此为基础做出是否投保的决定。二：将明确说明义务的范围从“责任免除条款”扩大到“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三：对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除应当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外，增加规定了保险人应当在投保单、保单、或者其它保险凭证上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的义务。
自从《合同法》明确规定格式条款以来，保险条款就被认定为典型的格式条款，个别工商、消费者维
权机构及媒体直接称之为“霸王条款”，严重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形象和声誉。其实上述组织并未正确认识保险条款和格式条款的区别和联系，造成了人们对保险条款的模糊认识。
规定了较短的理赔时效
第二十三条：……
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第二十二条：……
保险人按照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
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保险理赔的程序、时限，解决理赔难的问题。一是约束保险人要求被保险人补充索赔材料的行为，规定，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等提供的有关索赔请求的证明和材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书面”通知被保险人等补充提供，以避免保险人以此为由拖延理赔；二是明确核赔期限和通知义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索赔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30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书面”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督促保险公司及时受理索赔，及时核定责任；三是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要求保险人说明拒赔理由。
责任保险制度的修改和完善
现行保险法第五十条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保险法修订第六十五条在原来基础上增加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通过上述条文的描述，我们发现，责任保险从以前的从“保障被保险人利益”向“保护第三者利益”转变，体现了责任险的第三者利益属性，根据增补的两款规定，被保险人可以将保险赔偿保险金请求权的转让给予第三者，使第三者可以直接从保险人处获得赔偿；赋予第三者保险赔偿保险金代位请求权，以保证第三者能够及时获得赔偿。实践中经常出现被保险人怠于向保险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的情形，而最终的受害人还是第三者，而被保险人从保险人获得的赔偿保险金最终要支付给受害的第三者，新保险法参照合同法关于代位权的原理，规定第三者
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很显然受害第三者可以诉讼方式直接起诉保险人，因为对被保险人是否怠于行使请求权如何判断保险法没有明确，在未来的诉讼中必然也是充满争议，同时本条的规定也会滋生被保险人消极履行赔偿责任的情绪，而司法实践中法院显然不会拒绝第三者的诉讼行为，可以想象，在新法实施之后，保险公司不得不面临新法修改导致的大量此类的诉讼案件的涌现。
另新法强调了保险公司对第三者获偿利益的注意义务，限制被保险人领取赔偿保险金，保证第三者获得有效赔偿。在过去的责任保险实践中，曾经出现被保险人从保险人处获得赔偿保险金后隐匿躲避或挥霍一空或用于清偿其他债务的情形，以致第三者无法得到赔偿。这种情形的存在违背了责任保险的立法目的，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这个规定也为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赔偿保险金提出了条件：一是被保险人在向保险人申请领取保险金时必须提供已经向第三者进行赔偿的证据；二是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时必须审查被保险人是否向第三者进行了赔偿。但这种规定，无疑使保险公司在实际操作实务中增加了难度，我们认为保险公司的这种注意义务应是形式上的审查义务，保险公司尽到形式审查义务之后，第三者如仍终未获得被保险人赔偿的，第三者无权以保险公司违反注意义务为由向保险人主张损害赔偿。
本次保险法修订对责任险理赔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应当重新设置责任险理赔规则及流程。
明确了理赔时效的性质和起算点
现行保险法第二十七条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二年不行使而消灭。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五年不行使而消灭。
保险法修订第二十六条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五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期间的性质是“除斥期间”还是“诉讼时效”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新保险法将索赔期限性质明确为“诉讼时效”平息了争议，与《民法通则》诉讼时效的规定保持了一致，同样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这对被保险人权利的保护更为充分。
另值得注意的是保险法修改将起算点确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这与《民法通则》的规定存在一定差异，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起算点为“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按照民法通则的理解，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如拒绝赔偿，可以视为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方开始起算。我们认为，这种差异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分歧，须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进一步明确。
诉讼时效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不得通过合同约定的形式加以排除适用，也不得增加或缩短。理赔索赔时效明确为“诉讼时效“后，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中断、中止和延长的规定，扩大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理赔索赔时效期间。现有保险条款种存在大量的关于索赔期限的约定，新保险法实施之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即使违反此这约定，并不导致索赔权利的丧失，因为这些规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属无效，因此，产险公司应当根据该规定对产品条款进行梳理，对理赔政策进行修改以保持与法律规定一致。
明确了催交保费宽及扣减保费的效力
现行保险法第六十条保险人对人身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
保险法修订第三十八条保险人对人寿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
保险法修订增加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被保险人在前款规定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但可以扣减欠交的保险费。
保险法修改缩小了禁止诉讼催缴的范围，由原先的人身险缩小范围至人寿保险。
人身保险包括人寿险、健康险及意外险，根据保险法修订之规定，保险公司可依法追缴投保人欠缴的健康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费。团体人身保险存在定期结算业务，部分投保人拒绝缴纳结算保费，由于原先的保险法禁止保险向投保人追缴人身保险费，因此造成保险公司财务坏帐。现保险公司可向投保人追缴保费。保险公司可以在保险合同中对投保人欠缴保险费约定带有惩罚性的违约金，对于欠缴健康险及意外险保费的客户，及时采取各项法律措施，必要时可依法提起诉讼。
扣减保费的规定使得被保险人宽限期出险后公司可以在先扣减所缴保费后给付保险金的做法具有明确法律依据。实务中，被保险人宽限期出险后公司扣减所缴保费后给付保险金，受益人往往以该做法没有法律依据而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胜诉。该条款规定可减少公司保费损失。保险条款和理赔操作中加入本
条款内容。
死亡保险合同被保险人同意权
现行保险法第五十六条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
修订后保险法第三十四条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
投保人投保时，如被保险人未在投保书上签字但口头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保险合同有效。
该修改避免被保险人口头同意死亡险的情况下保险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促进交易和保护交易安全。实务中如有确切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曾口头同意死亡险并认可保险金额，公司就不能主张合同无效。本条的修订主要和寿险公司有关，但产险公司也经营的短期健康险也涉及这个问题。实践中的确出现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合同因无被保险人签字而导致保险公司拒赔，更为恶劣的是一些保险公司在投保之时，明知被保险人未作书面确认，但也不提出要求，出险之后却据此拒绝赔偿，这种行为是极不诚信的，可能是基于上述纠纷的出现，保险法修改中删除了“书面”二字，我们认为本条的修改动机是好的，但做法是非常不人道的，可以预见，因“书面”二字的删除而增添众多冤魂，原保险法之所以强调书面形式，其便于举证是次，重要的是提醒被保险人慎重，避免因投保人的道德风险导致被保险人的死亡，其实是对生命权的一种保护和关怀，它对抑制道德风险是非常重要的。
认定“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这一行为的话语权更多的是掌握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一方。从保险公司角度思考，为维护合同稳定性，防止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串通退保，我们建议，保险公司仍然采用书面形式为妥。
团体保险中的受益人的指定
现行保险法第六十一条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
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
修订后保险法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
第三十九条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
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投保人身保险的，不得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
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
由于新保险法禁止企业为员工投保的保险业务中指定被保险人及其近亲属以外的人为受益人，因此保险公司再依据投保单位与被保险人之间关于指定投保单位为受益人的协议，将保险金支付给投保单位的行为将被认定为无效。受益人即使签署上述协议后，仍可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保险公司将面临重复理赔的法律风险。建议保险公司修改承保手续，如果投保单位要指定自己为受益人，应明确告知法律规定。
保险金作为遗产给付
现行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一）没有指定受益人的；
（二）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三）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修订后保险法第四十二条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
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
，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
增加了“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情况下保险金应作为被保险人遗产，并按《继承法》由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依法继承，解决了实务中受益人为“法定”情形下的争议；同时明确了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死亡，且无法判断死亡先后顺序时，推定受益人先死，填补了立法空白。
保险法将司法实践中已经采取的规则法律化，避免了争议，保险公司应根据法律规定完善理赔业务规则，提高服务时效。
自杀的保险责任
现行保险法第六十六条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除本条第二款规定外，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对投保人已支付的保险费，保险人应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
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满二年后，如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给付保险金
修订后保险法第四十四条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二年内，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保险人依照前款规定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应当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本条明确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另增加了“二年”期限的起算点的规定，即在合同效力中止的情况下，自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算。在我国，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包括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前者从年龄上即可进行判断，而后者则需要经过法定程序认定。由此可见，自杀必须以被保险人有意思能力能力为前提，自杀是自杀者在意思自主状态下作出的决定，自杀以主观故意为限，被保险人因过失导致自己死亡的，不属于自杀。实际上，对一个已死亡的人临死前的心理状态进行认定是有难度的，保险公司不得不面对举证上的尴尬。修订之后的保险法无论从立法价值取向还是具体条文具限制了适用自杀免责的范围，公司将承担更多的自杀赔付责任。保险公司应完善理赔政策，避免不必要的诉讼。
受益人故意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责任
现行保险法第六十五条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他享有权利的受益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者伤残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丧失受益权。
修订后保险法第四十三条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他权利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如果一份保险合同，指定了多个受益人的，其中部分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当然不能获得保险金。那么，其他受益人是否可以获得保险金？目前的做法是，保险人有权拒赔，其他受益人拿不到保险金。在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时,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这对于无辜的受益人不公平。新保险法对次进行了修改完善,规定此种情形下,实施非法行为的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但保险人不因此免除保险责任,保护了无辜受益人的合法利益。再发生上述情况，仅仅是“该受益人丧失受益权”，而不再连累其他受益人。另指定受益人有两人以上，明确约定受益份额或顺序，其中一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这种情况下如何赔偿需出台司法解释加以明确。
综上，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时，公司不能拒赔，仍应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公司修改完善理赔政策，准确履行赔付责任。
刑事强制措施损害的保险责任
现行保险法第六十七条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
修订后保险法第四十五条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导致其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的行为是属于对社会的危害性行为，应当遭到社会否定，因此犯罪不赔原则必须确立。从条文分析，被保险人在因犯罪导致自身伤残或死亡均不赔偿，“导致”二字表明，犯罪行为与伤残或死亡必须有因果关系，否则不能适用该条规定，当然导致伤残或死亡的原因包括：自身过错致所致、受害人、第三人或警方所致、同伙所致（如分赃不均，反目成仇）、执行死刑。另值得思考的是，如过被保险人在犯罪预备或者犯罪中止阶段伤残或死亡，保险公司是否可以免责？被保险人死亡，国家机关显然无法通过刑事判决来确认其行为是否属于犯罪，这种情况下，商事审判中是否
可以对被保险人罪与非罪的判断？
总之，本条修改增加了保险人免责范围，比较明确的是被保险人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导致其自身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公司可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在我国，刑事强制措施有五类，按照强制力度从轻到重，依次分为：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
本条修改扩大了保险公司保险责任免除的范围，有利于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应相应完善理赔政策，准确认定赔付责任。
严格保险条款的制定要求
新增条文第十九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
（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
（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
本条参照了《合同法》第四十条关于格式条款的强制性规定，对格式条款的内容进行限定。实际上，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条款的拟定、申报、审查等事项均有规定，为强化保险公司对自身条款合规及合法性审查，监管机构规定了法律责任人制度，由法律责任人对保险条款的合法性履行审查职责，另保险条款须向保险监管机关办理审批或备案手续，保险监管机构应履行职责，对保险条款加以审查，经备案或审查之后的保险条款应当认为不存在本条规定的问题。
【关键词】法律法规合同化说明义务
案例回顾
理论争鸣
持反对意见者认为：首先，从司法运用上来说，最高人民法院法研[2000]5号的批复，关于保险人“说明义务”并未将肇事逃逸、酒后驾车等情形区别对待，因此肇事逃逸、酒后驾车等免责条款保险人也必须履行说明义务。其次，不履行说明义务不利于遏制肇事逃逸、酒驾等违法现象。保险人在缔约时告知投保者如果酒驾则不能获得赔偿，至少能起到警示作用。如果完全免除这种说明义务，则更不利于遏制此类违法现象的发生。最后，知晓酒驾违法不一定知晓酒驾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酒后驾车虽说是每个公民都知晓的违法行为，但并非每个公民都必然知道酒后驾车不属于保险公司赔偿范围。所以，保险公司有义务对投保人进行口头告知。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律法规合同化可以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其理由是：第一，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明确说明义务设置的目的在于矫正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如果保险免责条款只是重申了保险法规定的免责事由，则对于该类免责条款，可以推定为人人皆知，因此不存在信息不对称，故保险人没有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必要。第二，肇事逃逸禁止不但是公知规定，也是规章性免责条款在商业保险条款中的延续，保险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它的强制性规定必须遵守。第三，人不能以不知道法律而获益。作为公民，尤其是在醉驾已然成罪的今天，当然不能以不知道法律作为自己抗辩的理由。同理，作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交强险条例》，任何人不能以不知道其内容从而获得利益。
各地司法实践中的指导意见
法律法规合同化免除说明义务的条件
法院对于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应注重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出于弥补合同双方信息不对称的考虑，保险人针对责任免除条款履行说明义务能够起到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目的；另一方面，保险条款针对某些行为的免责规范是基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这些行为的危害性同时也为社会公众所熟知。即使保险人未告知投保人肇事逃逸不赔，投保人也应该清楚其内容。有观点认为，通过比较肇事逃逸、醉酒、无驾驶资格这三种行为的违法程度及其主观恶性，肇事逃逸行为的违法程度及其主观恶性都远比另外两种情况严重得多。醉酒和无驾驶资格充其量只是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而肇事逃逸则触犯了刑法。因此，根据举轻以明重原则，既然醉酒和无驾驶资格都不能获得保险赔偿，那么性质更为恶劣的肇事逃逸行为当然更不应该获得保险赔偿。⑥这种观点是从法律原则的角度来思考肇事逃逸行为的后果，对于判断肇事逃逸不予赔偿是否应该由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亦有启发。
笔者认为，法律法规合同化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应具备下列条件：一是此类条款具有公开性和普遍性，为公众所熟知，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合同双方信息不对称情况的发生。二是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此种情形保险人免于赔偿。满足上述条件的条款，法院可以适当减轻甚至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的，法院不应支持。
但是正如反对者所担心的那样，我们也应该防范保险人利用法律法规合同化而忽略说明义务的情形。即条款公开性和普遍性的判断标准有严格的适用范围，其免责条款必须是法律法规规定免责的内容。如果保险人滥用缔约优势将一些法律法规断章取义地引入保险合同之中，再借此免除自己的说明义务对于投保人来说极不公平。
综上所述，法律法规合同化并不必然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因为保险条款可能存在断章取义、曲解法条等情形，同时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也是对缔约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弥补。但是，对于那些法律法规明确免除保险人责任且为社会大众所熟知的免责条款，法院可以适当减轻甚至免除保险人的说明义务。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本案例详见《重庆渝中区法院判决书（2011）中区民初字第05498号》。
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05]67号）第五条。
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09]296号，2009年9月8日）第十一条。
④《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的通知》（2011年3月2日由审判委员会第12次会议讨论通过）第九条。
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2011年1月7日由审判委员会全委会第2次会议讨论通过）第六条。
鲜花垂头时，可剪去花枝末端一小段，再放到盛满冷水的容器中，仅留花头露于水面，经一至二小时，花枝就会苏醒过来。此法对草本、木本花卉均适用。
2、使用保鲜剂法：
3、折枝法：
4、末端击碎法：
将花梗末端（约一寸左右）击碎，吸水面积扩大。一般木本花枝如玉兰、绣球、丁香、牡丹、紫藤等，可多多使用此法，玫瑰花怎么保鲜。
5、浸烫法：
将草本花卉基部浸于沸水中约10秒钟，或在热水中浸2分钟，取出后更再浸入冷水中，可起到梗塞切口，防止花卉组织液汁外溢的作用。多用于草本花卉热水浸泡法，玫瑰花怎么保鲜。
6、水中剪取法：
将花枝放于水中剪取，使切口在切离母体时不与空气接触；也可将已剪切下的花枝浸入水中，在水中再剪去一段，同样避免空气的进入。此法除有乳液的花枝外，其它花枝均适用，但要注意花头一定要露出水面。
7、热处理法：
分浸烫法和灼伤法。浸烫法是将草木花卉的花枝末端剪口，浸入80度热水中1分钟左右后取出插入瓶中，这样可起到梗塞切口作用，防止花枝组织中的液体外溢，从而延长花期。灼伤法是将木本花卉的枝条末端放在火焰上烧2—3分钟后，将烧焦的花枝剪去一点放入酒精中浸泡1分钟，取出后放在清水中漂洗干净后插入瓶中，这样既可避免花枝的输导组织堵塞，又可防止枝条剪口被细菌感染。使花朵不断得到水分供应。
8、酸、碱处理法：
用醋酸、稀盐酸、硼酸、盐等任一种涂抹于切口处。
9、增加营养法：
10、切口物理处理法：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维护工伤职工的合法权益为宗旨，全面贯彻落实《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重点将全县事业单位和建筑施工、矿山等高风险企业全部纳入工伤保险覆盖范围，为工伤保险纳入市级统筹奠定基础，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全县经济快速发展。
二、工作目标
全县各类用人单位参保率要达到80%以上；基金收缴率要达到90%上。
三、扩面范围
根据《社会保险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为全县各类企业、事业单位（不含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
四、工作重点
1、全县财政全额拨款、差额拨款、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
2、全县建筑施工、矿山等高风险企业。
力争月末将未参险的全县财政全额拨款、差额拨款、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和建筑施工、矿山等高风险企业依法全部纳入工伤保险统筹。
五、方法步骤
工伤保险扩面工作主要采取全面调查、集中检查、重点监察的方式开展，主要遵循以下步骤。
（一）全面调查。由县医保中心负责协调县财政、建设、安监等部门对全县财政全额拨款、差额拨款、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和建筑施工、矿山等高风险企业进行全面调查，全面摸清用人单位的在册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等基本情况。
（二）动员发动。拟在11月上旬召开全县工伤保险工作推进会议，动员全县各类用人单位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全面部署工伤保险扩面工作。各参保单位集中办理参保工作。
（三）集中检查。由县人社局牵头会同县财政、建设、安监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专门工作组，对全县各类用单位参加工伤保险情况进行全面检查，下发参保通知书和保险费征缴计划，限期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缴费手续。
（四）重点监察。由县劳动保障监察牵头，对不能按期限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的进行重点监察，并依据《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及有关规定予以严厉处罚，确保应保尽保、基金按时征缴到位。
六、保障措施
（一）高度重视，强化领导。为加强对工伤保险扩面工作的领导，县政府成立工伤保险扩面工作小组。
各有关部门要把这项工作摆到突出位置，作为当前头等大事，纳入工作日程，成立领导小组，明确工作责任，要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突出问题,扎实做好扩面工作，保证工伤保险参保任务目标如期实现。
（二）广泛宣传，营造氛围。人社部门、新闻单位以及城镇各中小学校要切实发挥职能作用，抓住时机，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开展政策宣传和舆论宣传，要突出宣传内容的针对性、实效性，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社会宣传手段，讲清工伤保险制度的办法、内容和参加的好处，宣传群众受益的典型，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要通过宣传，让广大群众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是关系工伤职工切身利益的民生工作，从而提高用人单位参保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常规测试区域的规定
保险杠拐角保险杠拐角是指1个与汽车的纵垂面呈60°夹角，并与保险杠表面相切的垂面与汽车之间的第1个接触点。从第1个接触点沿保险杠外表面弧线向Y0方向移弧长66mm的距离得到第2个接触点，2个第2个接触点之间的区域被定义为测试区域。通过上述几个区域的划分，得到了全部的保险杠测试区域。
2、试验结果要求对于前保险杠装置，在欧盟的行人碰撞保护技术指令2003/102/EC执行的第1阶段、第2阶段和Eu-roNCAP中，下腿部或选择上腿部的试验条件基本相同，但2个阶段有不同的伤害度限值。2个阶段的限值分别为：第1阶段：胫骨加速度200g，弯曲角度21°，剪切位移6mm；第2阶段：胫骨加速度150g，弯曲角度15°，剪切位移6mm。从上面这2组限值可以看出，2个阶段的主要差别就是伤害度限值，但达到第2阶段限值的难度远远超过了第1阶段。
二、外观造型的注意事项
一个好的造型师，不仅要考虑汽车外观新颖别致，还必须考虑如何让汽车更安全，更有利于制造，更容易满足法规要求。
1、正面造型对于前保险杠的正面来讲，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保险杠蒙皮与前防撞梁之间要有足够的间隙，只有这样，才能在发生碰撞时有足够的缓冲距离，也能让结构设计工程师有空间进行合理的结构设计。通过设计实践和多款车的CAE分析，采用目前通用的蒙皮和缓冲材料，这一间隙至少要达到70mm以上[1]。如果采用特殊材料，可根据材料供应商的意见来适当调整。另外，前部造型应更竖直一些，应尽量减小车头保险杠的突出角度，使车头更加圆滑，以增大碰撞时的受力面积，从而降低与行人碰撞的危险性。
2、两侧造型两侧造型就是考虑如何在符合法规的前提下合理地缩小测试区域，而且最好能使测试区域不要超出前防撞梁。为了更有利于缓冲结构的设计，应是保证测试区域在前防撞梁边缘以内30mm以上。
3、下部造型由于欧盟的行人碰撞保护技术指令2003/102/EC第2阶段的严格要求，仅仅依靠中部的缓冲结构很难保证弯曲角度一项顺利过关，因此需要在前保险杠下部增加一些缓冲结构。正因如此，在外观设计时以往光滑圆润的下部弧线可能不再适合，需加入一些下部突出造型，并在其内部加入刚性缓冲结构，可以大大提高弯曲角度的通过系数。
三、前保险杠缓冲结构设计
1、中部缓冲结构中部缓冲结构目前主要有2种设计方法，一种是用发泡的缓冲泡沫，另一种是用塑料的防撞盒结构。1）缓冲泡沫使用比较普遍，常用的结构，置于前保险杠蒙皮和前防撞梁之间。通常此件的原材料为可发性聚丙烯泡沫塑料（Expandedpolypropy-lene，简称EPP）是一种发泡后的聚丙烯，该发泡材料除具有比重轻、高耐热性、高冲击能吸收能力、良好的回弹性和热成型性外，还受100%厂家的喜爱而被广泛应用。此件的形状设计并不是很复杂，它的设计关键在于形状与密度的结合才能充分发挥该材料的特性。2）塑料的防撞盒结构目前在国内用得还比较少，但国外已有很多车使用这样的结构来做行人保护缓冲装置。塑料防撞盒结构，这种结构通常由2个件组成，构成一个盒形的结构。内外板通过自身的卡接结构联接在一起，内板用4个卡接结构与前防撞卡接；外板起主要的缓冲作用，当受力达到设定值时，内板与防撞梁连接的卡扣会脱开，以防止塑料件受力过大。上述2种结构都需要CAE分析来辅助结构设计。
2、下部缓冲结构由于欧盟的行人碰撞保护技术指令2003/102/EC第2阶段对弯曲角度的严格要求，增加下部缓冲结构的设计既有利于通过法规关于弯曲角度的要求，又能够避免发生碰撞时，行人被卷入车下。这种设计有2种常用的结构，一种是用高强度的塑料件，另一种是在下部增加一根金属管梁。1）塑料的缓冲件，通常是以以往的发动机下护板为原型，在上面增加一些加强的结构；2）金属管梁结构是在保险杠的下部增加一根金属梁做为缓冲吸能装置，形状上与保险杠蒙皮保持间隙均匀即可。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采用上述2种方案中的哪一种，其与车身的安装结构都需要重新设计。为了能达到较好的缓冲吸能效果，这2种方案所设计的产品都应与水箱下横梁相连接，而且要有一个比较牢固的连接方式。同时，要在保险杠拐角点附近设计比较强的结构与车身的水箱下横梁连接。
四、结论
文/《中国证券期货》记者韩熔桓
近几年，互联网保险发展迅速。2015年1至5月，共有91家保险机构开展了互联网保险业务，累计实现保费收入659.93亿元，互联网保险占总业务规模已达5.7%。但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销售行为触及监管边界、服务体系滞后和风险管控不足等风险和问题，亟待规范。7月27日，保监会召开会，对《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进行详细解读。
放开部分险种经营区域限制
按现行监管规定，任何保险产品的经营区域仅限于保险公司注册地以及已设立分支机构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而《办法》有条件地放开部分险种的经营区域限制，如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定期寿险和普通型终身寿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为个人的家庭财产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能够独立、完整地通过互联网实现销售、承保和理赔全流程服务的财产保险业务等。
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主任袁序成解释，对于未明确放开经营区域限制的其它人身保险险种，一是考虑到一些险种可能无法通过互联网实现销售、承保、理赔等全流程服务，有赖于分支机构的设立满足其产品经营服务需求，比如健康险；二是部分产品通过互联网销售难以有效突破保险本质，而是简化成重收益轻保障的理财产品，偏离了保险保障。
他表示，对于没有放开区域限制的人身保险产品，保险公司仍然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销售，也可以继续与第三方平台进行合作销售，但前提是，保险公司不得将这类产品销售给本公司尚未设立分支机构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保险公司或第三方平台应该通过技术手段，识别投保人的地理位置，而且，作为保险公司来讲，应该作好消费者的说明和解释工作，包括风险提示以及可能无法提供服务的提示。
在《办法》明文放开区域限制的险种中，并不包括车险，但此前不久，并无线下分支机构的众安保险获批可开展互联网车险业务。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主任刘峰说，如车险等一些保险产品对售后服务的要求很高，原则上在无解决方案之前，监管部门禁止这种跨区域经营。不过，如果保险公司能够提出有效解决方案，那么经监管部门审核后，也可开展该类业务。之所以批复众安开办车险业务，是基于它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即与平安财险合作，后续的理赔服务完全依托平安财险的网络来进行。
对此，袁序成说，保监会已注意近期部分保险公司的网销产品偏重强调高收益，近期可能会约谈几家公司，要求他们按新出台的《办法》进行规范。
《办法》关于“信息披露”部分规定，“保险机构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不得进行不实陈述、片面或夸大宣传过往业绩、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失等误导性描述。”袁序成表示，对于互联网人身险业务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要能做到如线下业务的投保、承保等流程，保监会根据《办法》对高现价理财险加强规范。
第三方平台参与经营要取得资质
保监会称，在互联网保险业务发展过程中，部分第三方网络平台对保险业务不熟悉，合规风控意识薄弱，出现了违规承诺收益、产品信息披露不合规等违法违规现象。因此，《办法》明确了第三方网络平台的业务边界，强化了其参与互联网保险业务的行为约束：一是明确职责定位。第三方网络平台可以为保险机构开展互联网业务提供辅助支持。若第三方网络平台参与了互联网业务的销售、承保、理赔等关键环节，则必须取得相应的保险业务经营资格。二是强化合规管控。
刘峰解释，互联网保险业务的销售、承保、理赔、退保、投诉处理及客户服务等保险经营行为，应由保险机构管理和负责。第三方网络平台可以为保险机构经营保险业务活动提供网络支持和服务，如果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不需要另外取得任何行政许可。但是如果第三方网络平台参与了保险业务经营活动当中的承保、理赔、投诉等等经营活动，则应取得、经纪等保险业务经营资格。
长期以来，由于对保险条款法律性质的认识未能取得一致，导致保险界、司法界以及舆论界均存在误区，由此导致了司法审判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偏差，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
一、保险条款的性质
保险业务实践中，保险公司保险条款的制定程序是，首先由保险公司研究起草保险条款，经法律责任人和精算责任人审核签字后，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或审查备案。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查后，认为不妥当或侵犯了投保人、被保险人利益或有失公平的，提出意见，保险公司必须修改，再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或者备案，如果仍不符合要求，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不予批准或不予备案。
因此，保险条款具有如下特点：
（1）依法定程序制订的保险条款具有或部分具有规章的属性。从制订主体看，保险条款不同程度地体现着国家意志。从形式上看，有些保险条款直接以规章的面目出现。保监会在制定的一些保险条款或保险费率中直接嵌入“规章”一词，如《机动车辆保险费率规章》。而在保监会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关于农九师一六九团与农九师保险分公司保险合同赔偿纠纷案适用规章的复函》（保监法［2000］6号）中，标题中所称的“规章”明确指明系保监会制定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从适用范围来看，具有广泛性。《财产保险条款费率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中国境内各保险机构经营财产保险主要险种必须使用中国保监会制订的基本条款和费率。”从法律效力上看，具有强制性。一方面，严禁各公司使用未经监管部门制订或者审批、备案的保险条款费率。另一方面，对于使用的保险条款和费率不得私自更改。《财产保险条款费率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中国保监会批准，任何保险机构不得变更主要险种的基本条款和费率。”第十五条规定：“已备案的保险条款和费率如需作任何修改，原申报单位应按照原备案程序重新备案。”
（2）基于不同的制订程序，保险条款的规章性有强有弱。判断保险条款规章性的强弱，应以其中凝结的国家意志的多寡为依据。其中，由保险监管机构直接制订的，排斥了保险人的介入，体现的是国家单一的、完全的意志，规章性最强，可以称之为“规章保险条款”。由保险监管机构审批的保险条款，除了体现保险公司的意志，也要反映国家意志，可以称之为“准规章保险条款”；报保险监管机构审查备案的保险条款，国家实际上也参与了制订，条款中也凝结了国家意志，但由于国家审查的严格程度低于准规章保险条款，可以称之为“具有一定规章性的保险条款”。
二、保险条款司法上的解释规则
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合同纠纷也不断增多。法院对保险合同纠纷的审判，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对保险条款属性的认识。
由于审判机关和大多数审判人员对保险业和具体的保险业务不甚了解，加上受理论界和舆论的误导，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偏差。典型的表现就是，错误界定保险条款的性质，司法尺度把握不当。
司法实践中，几乎所有的审判人员均将保险条款视为纯粹的格式条款，因而在保险条款解释和保险公司的说明义务方面，对保险公司持较为严苛的司法立场。甚至有认为，保险条款是保险人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等目的，将投保单及正式保单等保险合同格式化，这种格式化合同在符合现代社会规模交易的同时也存在许多弊端。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在缔约自由的合法外衣内，掩藏着保险人利用自身强势“压榨”处于劣势的投保人，导致合同实质上的不公平。因此，法官在处理案件中，对一般合同与格式合同的内容的注意程度及肯定标准是不一样的。对于保险合同这样的格式合同，应当主动介入对合同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的认定。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对于保险条款的认识和把握，应当掌握如下几点：
1、保险条款因国家监管机关介入的程度不同，也不同程度地带有规章的性质。具体地说，对于由保险监管机关直接制定的保险条款（实践中不能绝对排除这种可能性，有些条款例如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就应当由保险监督管理机关直接制定为宜），应当更多地以规章对待，对这种保险条款的解释，不宜以“反作者规则”（或称“疑义解释规则”、“不利解释规则”）处理；对于由保险监管机关审批的保险条款，可在坚持合同解释规则的前提下，有限度地适用“反作者规则”；对与由保险公司制订报保险监督管理机关备案的保险条款，可以较多地适用“反作者规则”，以强化保险公司的责任意识。
2、应当认识到保险条款与普通的商业格式条款在制定程序上和国家参与程度上的不同，在司法上适用“反作者规则”时，也应当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区别，不宜对保险公司给予不适当的严苛。
3、对于保险公司未履行法定程序报批或者报备的保险条款，可以认定为普通格式条款，可以适用普通商业格式条款的“反作者规则”来解释和处理。
为了加快果品产业的发展步伐，把开县建成全国锦橙第一县，重庆市果品第一县，以提高果农的经济效益，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根据农业局的总体布署和安排，结合果品生产的实际情况，由经作科、果树站3名技术干部，分赴到花林、长沙、铁桥、临江等乡镇，对果品产业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规划进行了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于后：
一、果品产业发展现状
开县是三峡库区乃至全国久负盛名的柑桔产业大县，素有“桔乡”、“金开县”之美称。果品产业是开县农村经济中农民致富、财政增收的优势产业。近几年，我县大力实施“换掉柑桔劣种跨世纪、改善基础条件上档次工程”，对盘强果品产业，改善果品质量，提高果品商品率和市场竞争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果品生产初步实现了布局合理化、基地规模化、生产专业化。
（一）有宏大的生产规模。开县果品产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先后建立起以长沙镇为中心的柑桔生产基地乡镇22个，面积27万亩，年产量8万吨；以铁桥为中心的伏淡季优质水果生产基地11个，面积10万亩，产量2万吨。果品产业常年产值突破1亿元，占全县农业产值的10%，已成为重庆市果品生产大县。特别是“渝开”牌优质锦橙名闻遐迩，2002年已获“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形成了以“渝开”牌锦橙为主导品种的传统优势柑桔产业。
（二）有较多的优良品种。1998年“白桥会议”之后，果品产业加紧实施高换工程，加速劣质品种改换，积极推进果品产业化，坚定不移地走优质、高产、高效的发展道路。截止2002年，全县累计完成柑桔高换790万株，共引进、推广锦橙、脐橙、夏橙、血橙、桠柑、杂柑等名、优、特、新品种品系50多个，20多个伏淡季早、晚熟梨、李、桃品种，果树良种率达60%，果品优质果率达55%。
（三）有较高的生产效益。90年代以来，成功地实施了长江柑桔带建设项目、重庆市柑桔高接换种项目、果品品种改良示范基地项目和锦橙标准化基地建设项目。通过实施，果品产量、质量和效益同步上升，果品改良新增产值800万元，改良实施区域农民人均收入增加300元以上。如去年长沙镇长沙村改良的优质锦橙和脐橙，销售收入较2001年增收60万元。随着良种柑桔的逐年推广，所产生的经济效益逐渐显示出来。
（四）有知名的品牌。我县是全国闻名的锦橙生产基地县，开县锦橙曾连续六年获全国柑桔鉴评锦橙组第一名，“渝开”牌锦橙先后于1999、2001年获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金奖，2002年已获“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开县锦橙、纽荷尔脐橙、太田桠柑被推荐为全国柑桔产业结构调整良种；开县“铁桥牌”优质梨已名扬川、渝两地。加入WTO后，三峡汇源果业集团等龙头企业的推动，将使我县优质水果生产更具有广阔的前景。
（五）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本县境内地形以丘陵低山为主，立体气候明显，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8.5℃，年降雨量1220毫米，相对湿度80%，日照时数1463小时，无霜期306天。我县海拨500公尺以下的耕地占70%，土壤以紫色土为主，成土母质氧化钾含量丰富，PH值6.5左右，土层深厚肥沃，保水保肥力强。因此，发展果树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六）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国内市场上，我县与“三北”地区和京、津、沪、渝等国内大中城市建立了长期的较为稳定的产销关系，县外年销售量柑桔7万吨以上，梨主要销往“渝——万”干线为纽带的周边区县；在国际市场上，我县每年向俄罗斯、蒙古、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出口柑桔5000吨左右。入世后，我县以“渝开”牌锦橙为主体的开县柑桔将抢滩国际国内市场，优质梨、李等伏淡季水果也将在整个渝东北市场觅得更多的机会，开县水果将有着更为广阔的市场销售前景。
二、果品产业发展规划
2003年至2007年，全县果品种植面积发展12.5万亩，其中：柑桔发展8万亩（锦橙3万亩，夏橙5万亩），优质梨2.5万亩，桃李等2万亩。到2007年，全县果品种植面积发展到50万亩，产量达20万吨，产值2.4亿元，实现果品生产增加值1.77亿元，税收1939万元。其中：柑桔发展到35万亩（锦橙22万亩，夏橙5万亩，红桔4万亩，脐橙、桠柑等4万亩），产量16万吨，产值2亿元，增加值达1.5亿元，税收1664万元（锦橙产量5万吨，产值0.7亿元，增加值0.5亿元，税收560万元）；优质梨发展到5万亩，产量1.2万吨，产值1200万元，增加值877万元，税收96万元；桃李等发展到10万亩，产量2.8万吨，产值2240万元，增加值1637万元，税收179万元。
三、果品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发展资金。按照县委、县政府打造中国锦橙第一县、重庆市果品第一县的发展要求，需果品产业发展资金2.5亿元，就目前看，资金投入较少。一是农民不原出钱发展果品生产，全县在县外打工的农民达30多万人，每年打工收入达2.4亿元，其资金主要用于农村房屋建设和发展三产业上，用于发展果品生产的资金较少；二是乡镇近年财政较困难，在果品产业发展中，很少有资金安排；三是据了解，今年县上安排的扶贫资金用于果品生产的发展资金只有75万元，较去年少一半，退耕还林政策也只有2万亩（其中柑桔1.5万亩，优质梨0.5万亩）；五是去年县上安排用于柑桔高换的扶贫资金，经过县上有关单位验收后，至今部分乡镇资金还没有到位。
（二）部分乡镇认识不到位。部分乡镇领导对果品产业发展认识不够，认为年年都在抓果品生产的发展，但“卖果难”现象仍然突出，没有真正将果品生产工作作为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硬仗来打，对今年工作及“届期”规划思路不够清晰。如江里片区县上规划发展优质梨，但该片区的个别乡镇领导认为县上硬性规定发展优质梨，而农民认为这些区域不适宜种植优质梨，愿意种植柑桔，因此这些乡镇领导对发展优质梨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对县上规划的任务难以完成。
（三）部分乡镇规划不成片。前两年虽然新植的柑桔、优质梨面积比较大，但由于没有集中规划成片，而是分散种植，不利于田间管理；加之建园的基础条件差，管理技术没有到位；特别是去年其他部门从县外引进的优质梨种苗质量差，导致果树栽植后成活率不高。
（四）果树栽后管理不力。有些干部没有督促、指导果农按照科学技术要求抓好果树生产的管理，配方施肥、保果壮果、病虫综防、树盘覆盖、果实套袋、人工授粉六大实用技术落实到位差，特别是今年少数乡镇出现了柑桔高换树不能下砧的问题。
四、果品产业发展中的对策
（一）借鉴工业思维模式。用工业思维谋划果品业，着眼于经济全球化，按照技术高新化，生产专业化，产品标准化，商品品牌化的要求，把果园办成“绿色工厂”，使农民成为“产业工人”，全面提升果品产业升级。
（二）推行企业化运行机制。按照政府引导，业主开发运作的产业化运行机制，在果品业发展中积极推行企业化管理。要主动与三峡汇源果业集团等企业建立合约关系，为果品加工争取订单。大力争取有一定资金、技术实力的工商企业、私营业主到我县落户，从事果品鲜销及批发市场建设。壮大果品生产者及运销协会、农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能力。
（三）探索绿色食品生产模式。果品业本质上即是一个生态型产业。“猪——沼——果”生态模式实用性强，经济、环保效益高，颇受果农的欢迎。要进一步合理利用果品业发展的自然资源，注重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增值，大力引进环保技术，开展环境综合治理，按无公害生产技术规程，开发生产绿色食品。
五、果品产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落实果品产业发展资金。县政府应设立果品产业发展资金，安排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开发、农村移民开发、生态环境建设、退耕还林等各种农业专项资金应集中使用。同时，建议县委、县政府及时安排和兑现今年果品产业发展资金，以确保果品产业的稳步发展。
（二）积极引进龙头企业。汇源三峡果业集团已落户万州，并计划在我县长沙镇建立分厂。建议县上应尽快与汇源三峡果业集团联系，早日在我县建立加工分厂，以确保果农生产的水果不售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