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批复信息显示，核准尹铭阳光信用保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信保”）董事、总经理的任职资格；核准赵星阳光信保总精算师的任职资格；核准高玲春阳光信保副总经理的任职资格。
这些人事调整是在该公司去年因违规行为受到严厉处罚后，阳光集团为重整管理层而采取的紧急举措。当时，包括原总经理在内的多名高管因违规操作如设立特殊目的实体（SPV）公司和发放委托贷款等问题，遭到监管机构的重罚。随后，阳光集团迅速响应，多位高管集体下课，同时从集团内部调派以尹铭为首的新管理团队，展现了变革的决心。
然而，阳光信保作为阳光集团旗下的信保公司，其业务与贷款生意紧密相连，尽管公司曾一度中止融资性保证保险业务发展，但是在阳光信保保费收入低迷、亏损额高企的背景下，公司似乎重新启动了融资性保证保险业务，试图在车抵贷等业务领域寻找新的增长点。
高层大换血获监管批准，原有高管因处罚下课
近年来，阳光信保合规问题频发，因一系列违规行为受到监管机构的严厉处罚，导致声名狼藉。去年，多名高管因违规行为受到处罚，于是今年一季度高层管理人员经历了重大调整。
2021年4月，监管抽查发现阳光信保产品存在多项问题，如材料不全、风险控制薄弱等。监管机构要求立即停用问题产品，限期一个月内完成整改，并禁止备案新产品三个月，同时提交自查整改报告及处理责任人员。同年9月，阳光信保因违规变更营业场所、非法在未设分公司地区开展业务、未按规使用备案条款，再次遭监管处罚，公司被责令立即整改，暂停融资性信用保证保险新业务一年，并罚款78万元。
两年之后，阳光信保再次被查出多项违规行为，如违规设立SPV公司、发放委托贷款、编制虚假报表、风险控制不足以及未按规定使用备案保险条款，遭重罚240万元。
在个人处罚方面，2021年，多位高管因违规行为受到警告并受到不同程度的经济处罚，其中张见还被撤销了总经理职务；2023年，原总经理张见、精算部负责人李国属、核保审批部负责人丁扬和消费金融事业部负责人刘重因违规被警告并处罚款，银行事业部负责人杨帆则因严重违规被终身禁入保险行业，显示出监管对阳光信保违规行为的严厉打击。
阳光信保所面临的一系列严厉处罚，直指其在融资性信用保证保险领域的违规行为。公司不仅违规设立特殊目的实体（SPV）公司，还通过这些实体进行委托贷款的发放，其行为与放贷业务紧密相连。这种对放贷业务的热衷在保险行业内并不鲜见，一些保险公司通过直接拥有小额贷款公司，或通过保证保险产品间接涉足贷款市场，以追求更高的利润。
在监管对阳光信保的连续敲击下，今年初，该公司高层经历了一场剧烈的人事震荡。原总经理兼合规负责人陈林、总精算师李国属、总经理助理廖向荣等关键职位的高管纷纷被撤换。集团作战中心总经理尹铭临时接管阳光信保，阳光财险的赵星担任临时总精算师，而集团部门副总高玲春则被调任为临时合规负责人，直至最近获得监管机构的正式批准。
此次获批的总经理尹铭，为业内知名人物，拥有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学位，从2003年至2015年，尹铭在太平财险和国寿财险担任过多个高级管理职位，包括分公司总经理和副总裁等。2015年，他转战蚂蚁集团，担任副总裁兼保险事业部总经理，期间他主导了相互保项目，该项目一度风光无限。然而，相互保因涉及非法持牌经营和潜在的社会风险问题，最终被监管机构要求停止运营，尹铭在该项目上的成就也随之烟消云散，他本人也因此广受争议。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尹铭曾被提名为阳光财险总经理，但最终或因资格问题未能如愿。2022年，他再次回归阳光集团，经过一系列的职业迂回，如今担任阳光信保总经理一职。然而，阳光信保在集团中的地位远不及阳光财险，这不禁让人好奇，尹铭在这一新位置上，能否再次展现他的才能，或是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施展拳脚，对此，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保费微薄之下，融资类保证保险业务疑似死灰复燃
在2014年和2015年的政策春风中，阳光信保应运而生，本应借助政策东风，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支持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然而，由于公司选择的信用保证保险细分市场过于狭窄，发展空间受限，加之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和宏观经济的波动，使得阳光信保在业务拓展上步履蹒跚。此外，阳光信保在集团内部与阳光财险的业务重叠，使得其难以塑造出明显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从2016年到2022年，阳光信保的保险业务收入经历了一场剧烈的起伏，从0.33亿元的起点飙升至2.52亿元的高峰，随后却一路下滑至0.12亿元，净利润更是惨不忍睹，仅在2017年和2018年有过短暂的盈利，随后便陷入了连续三年的巨额亏损，亏损额分别高达-3.9亿元、-8亿元、-1.71亿元。尽管近几年亏损有所减少，但仍远超保费收入。
在2024年上半年，公司保费收入虽然大幅增长，却依旧低迷，仅为1663万元，而亏损额却高达566万元。而年报数据显示，2023年公司董监高的薪酬及福利费用为635.30万元，而2022年则高达887.48万元。这些数字与保费收入相比，管理层的薪酬占比显得格外刺眼。
从业务结构来看，阳光信保主要依赖保证险和信用险。保费方面，保证险规模持续收缩，2023年降至1187万元，而信用险几乎完全退出市场，此外，两大业务线均遭遇持续承保亏损，保证险在2019年、2020年承保亏损分别为4.46亿元，8.65亿元，信用险在2019年承保亏损1.08亿元，这些数字凸显了公司在业务策略和风险控制上的严重缺陷。
2021年，阳光信保被监管暂停融资性信用保证保险新业务一年，无奈之下阳光信保启动战略转型，试图退出融资业务，转战非融资创新领域。然而，非融资性信保业务的拓展之路困难重重：市场认知度低、需求有限；风险管理的复杂性要求高；宏观经济和法律环境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共同限制了阳光信保在非融资性保证保险领域的发展潜力。
2022年至2023年期间阳光信保的保费规模仅近千万元，代表公司业务并无实质性突破。与此同时，阳光集团旗下的阳光财险，在保证险业务领域虽然面临挑战，其保费收入从2021年的73.97亿元减少至2023年的43.16亿元，但仍然维持着相对较大的业务体量。此外，承保综合成本率也得以优化，从2022年的109.3%降低到2023年的98.8%。
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投诉，阳光保险似乎表现出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沉默，在其利润丰厚的贷款业务面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变得无足轻重。这种对消费者困境的冷漠，无疑让阳光保险的“阳光”形象变得不那么阳光。特别是考虑到阳光保险的董事长张维功，这位曾经的监管从业者，对于消保这一他曾经职责所在的领域，在公司利润和股东利益面前，似乎已被抛诸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