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这个课题组里有一两个博士后，有两个已经是教师，还有八九个博士生。这个组的学术规范，怎么投稿，投稿时怎么使用通信作者等，以及学风，并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水平。
李先生也专门跟我们讲，他负有管理不严、对学生在学风方面教育不够的责任。
吴理茂现在美国，按照我们学校的管理，如果你是通信作者，总是有责任的。这个问题调查清楚之后，他应该负什么责任就要负什么责任。他现在哈佛药学院进修，有些东西不太好调查，因此还没做出最后决定。
记者:你觉得这个说法可信吗？
“这次论文署名问题算不上学术潜规则”
记者:李先生声称不知情，但自己的名字却屡屡出现在论文中，你怎么看？
作为合作导师，作为药学院的院长，李老师肯定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
记者:像这次论文署名问题，其中是不是有什么学术潜规则？
记者:另一位揭发论文造假的祝国光曾提出疑问，在欧洲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每篇要支付300至500欧元版面费，粗略计算，十几篇论文需要3万至5万元人民币，非贺海波个人力所能及。
新京报:现在看来，贺海波承担了全部责任，会不会是受到了什么压力，担当了替罪羊的角色？他的检讨书会不会有不真实的内容？
杨:从以往的案例看，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往往都是当事人推卸责任，而不是主动往身上揽责任。虽然他的检讨书不能公开，但我觉得，看过的人都还是能从中感觉到他的真诚的。
“造假人一辈子都在达摩克利斯剑之下”
记者:你怎么看待戴德哉和祝国光的这种学术监督行为？
杨:我们还是欢迎学术监督的。戴老师向我们提供信息后，认为学校处理得很好，主动给我们发邮件说这件事跟李先生没有关系。
记者:对一些年轻人学术失范行为，你有什么看法？
杨:中国科协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门委员会是专门针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委员会，我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早在去年11月30日，这个委员会在中南大学举行“中国科学道德诚信建设报告会”，我在这个报告会上临时加了贺海波论文造假的案例，当时有500多听众在场。
我告诉他们，年轻的时候，你想提职称，想往上走，如果做错了一件，就会终身遗憾。
其实，学术造假对造假人而言是很危险的。因为造假是白纸黑字在期刊上，这些期刊是要不断被别人学习的，无论事隔多少年，一旦被发现都会遭投诉，而一旦调查，就跑不掉了。这样你就一辈子都生活在达摩克利斯剑之下，这剑随时都可能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