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尔康，男，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清史、中国社会史和史料学研究。
社会史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研究的学术意义
——读常建华教授“日常生活”论文感想
笔者原先对社会生活史有所认知，欣喜于日常生活史研究累累硕果，及至阅读常建华的专论，始认真从学理上求知“日常生活”，原来是社会史研究迈入新阶段，将促进社会史研究多领域的综合发展，那么在日常生活研究上是否需要，能否再出发、再探索呢？现将学思心得记录于此。
一
从“社会生活”进入“日常生活”
——从重视群体到突出个人
十多年后的90年代末，笔者在《迈向未来的社会史研究》中说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应包括原始社会的氏族和人群的日常生活……”（唐力行主编《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年）接着在《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中认识到社会史研究：“受文化人类学、文化史影响甚大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开展。”（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随后在《中国社会史概论》一书讲“社会史定义”：“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的运动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笔者论述社会史研究对象，虽然也包涵日常生活史，但着眼点仍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面。关键还是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内涵和意义缺乏深入认知。
二
深化日常生活史研究，与制度史、观念史融为一体的生活史
常建华在明确日常生活史研究内涵和特点之后，进而说明日常生活史研究法，并就当下史学界研究状况提出避免细琐化现象的出现。他给出两点建议，容笔者分别道来：
一是日常生活史研究借鉴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地域史研究成果，而日常生活又是这些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
常建华在《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一文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日常生活史与社会文化研究两者的关系，认为前者侧重社会与后者侧重文化，两方面相通，基础是对生活方式的共识。社会史研究不满足于对下层民众生活状况的描述，进而要了解文化体系是如何塑造民众的身份认同、情感和日常生活的，揭示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社会精神面貌。这样一来日常生活史研究就易于把握生活的意义，而社会文化史则需要将日常生活作为研究的基本内容。是以常建华说社会史与文化史“共存共荣”，共同发展。他认为新社会史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产生不解之缘，如今的历史人类学也面对新文化史提出的要求，同意罗伯特·达恩顿的见解：“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使两个领域都获益匪浅，因为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要对某种文化做出解释。”
二是日常生活史研究与“制度”相结合。
三
概述常建华对日常生活史学理研究的建树
笔者对本节标题的阐释是：
（一）常建华对日常生活学理建设的贡献
1.指出“社会生活”一词含义较为模糊，伸缩性很大，在研究实践中，人们对于该词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不一，需要厘清“生活”涵义和另辟蹊径。
3.从日常生活视角观察它与制度的关联，与历史变动的关系，与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将生活史立足于民众的日常活动镶嵌于社会组织、物质生活、岁时节日、生命周期、聚落形态中。注意社会分层，了解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日常生活研究，还历史以血肉；社会文化研究，揭示社会精神面貌；区域社会研究，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
4.警惕日常生活史研究中出现细碎的弊端，强调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争取大历史、小历史的有机结合与并呈。
5.尊重日常生活史研究者的贡献，介绍国内外研究者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他之所以提出“日常生活”学理与社会史研究再出发、对“生活与制度”新探索，除了自身的深厚学术功力，还在于他的学术敏感性，综合吸收他人研究成果。如他发现近十几年来学者越来越多地将制度与生活关联起来，如侯旭东著《什么是日常统治史》，阐述制度的产生、实态、变化与日常生活。其《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一文，指出村民对村落组织有归属感，将官方的乡里架空。再如宋怡明撰《被统治的艺术》，论述明代东南地区卫所军户利用“制度套利”，谋求最大利益。又如科大卫在《被统治的艺术》序言中说：“这本书的‘制度史’，不是皇朝怎样修订制度，而是普通人在不完善的制度下怎样生活。”阐释制度对生活的影响，制度的有效性与局限性。刘新成在《史学理论研究》发文，强调日常生活史有重建全面史的特点，隐含某种对研究对象过于细碎的警惕。
要而言之，常建华对日常生活学理的见解，或者说贡献是：提倡以人为中心的日常生活研究，综合非日常生活，与制度、社会变动相联系，令“小历史”与“大历史”并呈，实现中国社会史研究继续前进。常建华的建言，无疑对于社会史研究更上层楼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致力于社会史著述书写方法的思考
常建华提出了利用生活史、“日常生活”书写历史的新视角。诚如他在《中国社会生活史上生活的意义》一文中所言：“从习以为常发现历史”“从日常生活来看国家”“对于生活的重视挑战传统史料认识”“从生活方式的转变可以考察民族关系，进行不同文明比较，阐述社会变迁”。
余论
期盼中国社会史研究在新探索中不断前进
个性化日常生活史：展现生活的多样性、变化性、丰富多彩性；真正尊重人类社会多元文化、国内多民族文化、个人人生观（爱好、职业、信仰、交游、婚姻、生育、生命）选择将是其主导意识。笔者推理：个性生活的多样性，孕育、成长于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及职业中，即家庭家族传承因素，学校教育内容和环境的塑造性，职业的某种“规定性”，社区文化、当代社会流行文化观念、历史传承意识的影响，个人总是有其身份属性的，有其有形的或无形的群体，或者有其组织（政治性的、信仰性的、俱乐部性的、家族的，等等）活动。
进入“个性化日常生活”研究，对中国人而言尤其有必要。中国人生活在2000多年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主义政体之下，赋有家国一体意识，讲求集体主义，警惕个人主义，追求和遵循共性，而张扬个性很难受到社会的认同。历来为民族国家主体意识称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留取丹心照汗青”，推崇为国家集体而活着，这是民族魂，必须肯定和提倡，笔者当然也是信仰这种伦理，但是在这种倡导下忽视了个人生存，令人缺乏个性。环顾历史，司马迁《史记》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是提倡个性的，给个性人物以应有的肯定，荆轲、聂政、朱家、剧孟、郭解类型人物为后人所知。此后的史书鲜见这类人物，不过竹林七贤、酒中八仙人（特别是谪仙人李白）、八大仙人、扬州八怪虽也出现在书中，但已不是完全的正面形象。人们耳熟能详的俗语“出头的椽子先烂”（“出头的椽子先朽烂”）、“枪打出头鸟”，警告世人不要逞能，不要太有个性而出众，遭人嫉恨，没有好下场。这种具有民族性的日常生活现象，使得笔者认为“个性化生活”研究的必要性、迫切性是显然的。
在全球化时代，在新冠肺炎肆虐的当下，从生命观来看，中国人的共性是珍惜生命，而西方国家民众不乏仍坚持自由主义的，以致不顾性命去集会游行，反对“封城”，因不满意宵禁而提出复议。中外民众的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差异非常明显，所以笔者认为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再出发，将中国人个性化生活汇入世界史研究中，加强中外日常生活、个性生活比较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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