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月，作为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的阎长贵，因江青多疑被投入监狱，编号为6820。对于这件事情，江青说：
“我身边经常有坐探和钉子，阎长贵便是关锋、戚本禹派来的……发现了钉子就要马上拔掉，心慈手软是搞不了政治的！”
江青：无知就要犯罪
1967年1月，在戚本禹的推荐下，阎长贵被调到江青身边工作，担任了江青的首任秘书，搬到江青居住的11号楼办公。
江青和工作人员的合照
在工作的过程中，江青向阎长贵交代说：“我是完全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日期都不知道。”
根据江青的指示，阎长贵在给江青送资料的时候，总会附上条子，告诉她是哪月哪日星期几，当天有什么安排。
平时，阎长贵不敢离开工作岗位半步。如果遇到江青按铃没人应答，便会招来江青的斥责：“你误了我的事！你负得起责任吗？”
对于江青的批评，阎长贵也会觉得委屈。于是，推荐他来的戚本禹安慰说：“挨江青批评，也是一种光荣呢！中国有几个人能直接挨江青的批评？”
听了戚本禹的话，阎长贵心里舒服了许多，便开始在江青身边兢兢业业地工作。那时候，阎长贵更崇拜毛主席，羡慕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那些同志们。
左二为阎长贵
后来，提到在江青身边工作的日子时，阎长贵说：“就是感觉很累！每天字数加起来大概十几、二十几万字。如果一股脑儿送给江青，她没法看。如果不送给她，万一她听陈伯达或康生说看了什么材料，自己却没看到，那她就要骂我贪污她的材料，只能将文件和材料分类呈送。”
那时候，中海南会举办一些舞会，江青前去参加，阎长贵也跟着去了。一天，江青在舞池里起舞的时候，阎长贵像往常一样呆呆地坐在那里等待。这时，一个文工团的女青年走过来，主动邀请阎长贵去跳舞。可惜的是，阎长贵不会跳舞，因此感到十分尴尬。
年底，阎长贵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个女演员写来的。在信中，那个女演员说自己受到冲击，日子过的很艰难，希望江青看在曾经认识的份上，给予帮助。
看到收信人的名字是江青，阎长贵像往常一样，将这份信交给江青，并附上一张条子，上面写着：“江青同志：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
谁知，江青看完后，把信往地上一摔，斥责道：“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你无知！无知就要犯罪！”
江青旧照
接着，阎长贵被隔离起来。1968年1月24日，阎被关进秦城，结束了在江青担任秘书工作的风光日子。
在监狱里，阎长贵换上了黑色囚服，和其他人一样不准叫名字，也不准打听其他人的姓名，被编了一个代号，叫做6820。也就是说，阎长贵是1968年第20号政治犯。
过了几天，戚本禹也被投进监狱。关于这件事情，江青说：“我身边经常有坐探和钉子，阎长贵便是关锋、戚本禹派来的……发现了钉子就要马上拔掉，心慈手软是搞不了政治的……绝对不许对我三心二意……否则，你就没有好下场。”
为了教育身边的杨银禄，江青特意给他安排了电影《一仆二主》，让他认真观看。
就这样，阎长贵过上了漫长的监狱生活。原本，阎长贵是踌躇满志的，还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那是正牌的大学生，也是阎家从古到今的第一个大学生。
毛主席在讲话
当然，要是没有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阎长贵很可能也会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因为他的祖上便是这样的，想要改变是极难的，几乎不太可能！
关锋：你认识糊涂，没有头脑
1937年2月，阎长贵出生在山东省聊城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祖辈辈都是农民，而且没有土地。
小时候，阎长贵在日寇的践踏下度过童年，每天看见的不是日寇烧杀抢掠后的断壁残垣，就是被晒得黑黝黝的父母。在这样的日子里，阎长贵根本无法吃饱饭，甚至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遇到年份不好，想吃顿饱饭就成为了非常奢侈的事情。
幸运的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反动的蒋介石集团，将他们赶到台湾，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新中国。
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讲话
1956年，赶上好时候的阎长贵，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主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专业。那时候，上大学是绝对可以改变命运的，因为知识值钱嘛。
上学期间，阎长贵非常努力，学习成绩也很好。那时候，专门从事哲学研究的关锋，经常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讲课。
关锋是山东人，说着口音浓厚的山东话。在他人看来比较难懂的山东话，却成为了阎长贵耳中的乡音，感觉特别亲近。
1961年，阎长贵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被《红旗》杂志社选中，分配到关锋的哲学组工作。
阎长贵旧照
由于学生加老乡的关系，关锋对阎长贵比较照顾，但在业务上却对他严格要求，让他从王阳明着手，在两年之内写出一部《王阳明学谱》。
关锋让新人学习的做法，引起了其他工作组的不满，说他们哲学组的人享受着《红旗》的待遇，却不做《红旗》的事。对此，杂志社的副总编辑邓力群说：“他们这几个人，我们还养活不起吗？你们看他们现在没用，到一定时候，就看到他们的大用处了。”
在关锋的培养下，哲学组的阎长贵和林杰都成为了独当一面的人物。那时候，阎长贵经常到钓鱼台关锋家里，与关锋聊天。要是阎长贵一连好几天不来，关锋便会问：“你最近怎么不来找我了？”
关锋旧照
在关锋家里，阎长贵的待遇是很好的，两人经常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不知不觉就到了饭点。于是，关锋便留阎长贵在家里吃饭。饭后，两人再到附近的公园里，一边继续聊天，一边消食。
1962年9月22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阎长贵写的短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
毛主席
就这样，阎长贵稀里糊涂地成为了中共高层人士羡慕和尊敬的对象。从此，阎长贵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也许，在关锋的心里，阎长贵走得太快了，让他这个老师无法接受。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66年的2月，关锋主持召开了哲学组的一次会议。会上，阎长贵对“学阀”这个问题表示支持，但关锋却十分反感，便质问阎长贵：“材料上说的‘学阀’，是指谁？”
对于关锋的发问，阎长贵没有答案，只是在直观上认为这是一种凭借势力把持学术界语言权的不良风气。但是，对于阎长贵的表现，关锋却有不同的解读，他觉得阎长贵的态度出了问题，是对自己的不尊重。于是，关锋怒气冲冲地说：“你认识糊涂，没有头脑！”
听了关锋的指责，阎长贵不敢反驳，默默地低下了头。此后，关锋对阎长贵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冷淡了。
不久后，阎长贵的工作进行了调整，被调到戚本禹的历史组。期间，戚本禹对阎长贵说：“当年，毛主席看过你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后，是非常欣赏的。”
7月，阎长贵被戚本禹调到钓鱼台国宾馆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参加了工作，住进钓鱼台国宾馆16号楼。
此时，由于给江青写信的人越来越多，有时每天多达两千多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处置这些信件，专门成立了中央文革江青办信组，阎长贵被指定为江青办信组的负责人。
任职之后，阎长贵觉得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毛主席服务，便带着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努力工作。在这样的状态下，阎长贵的工作得到了江青的认可。一天，戚本禹突然找到阎长贵，神秘地说：“叫你去给江青当秘书。”
戚本禹和关锋等人的照片
见阎长贵这样说，戚本禹鼓励他说：“谁都是边干边学，你苗红根子正，还怕学不会？不是谁都可以去给江青同志当秘书的，江青同志对你印象很好，虚心向有经验的同志请教不就行了。”
1967年1月9日，戚本禹找到阎长贵，对他说：“走，去11号楼。”听了戚本禹的话，阎长贵知道这是要去见江青了。
于是，阎长贵想既然组织决定了，不服从分配不好，便和戚本禹一起来到11号楼，正式开始履职江青的秘书。正因为这样，在隔离了阎长贵后，江青才说他是关锋和戚本禹派到她身边来的钉子。
阎长贵和江青等人的合影
在见到阎长贵的时候，江青说：“从今往后你在这里工作，除了我派你去做的事，任何人要你做事都不要接受，你要对我负责，对党负责，要严守纪律。”此外，江青还认真地对阎长贵讲了秘书工作的要求。
对此，阎长贵非常感激。他一直觉得，自己服务于江青，就是服务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干得非常认真，并使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在每次递交文件的时候，他总会习惯性地附上一张纸条：“报告首长，今天是何年何月星期几。”
工作期间，阎长贵从来没有给江青写过一篇稿子。对此，阎长贵也很奇怪，心想：“江青和别的首长不太一样！”有一次，阎长贵听江青说：“毛主席都讲了，不要秘书代劳。”这才知道了江青不让秘书帮她写稿子的原因。
8月，关锋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被毛主席批示：“还我长城！”不久后，关锋便被隔离审查。此时，有人认为阎长贵不适合再在江青身边工作。但江青却说：“跟关锋在一起，不一定都是反革命，关锋的学生也不一定都是坏人。”对此，阎长贵非常感动。
毛主席旧照
然而，江青毕竟不是毛主席，也不像毛主席对待身边人那样宽容和慈祥，只因为一封信，便将阎长贵隔离起来，并送往秦城监狱。
阎长贵：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农场的日子
1975年5月，阎长贵走出秦城监狱，被安排到远离北京的湖南洞庭湖的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工作人员告诉阎长贵如果在北京有家的话，可以回去住一个星期，然后再去湖南。
然而，阎长贵的妻儿都在山东老家。他在北京没有家，一直都是在红旗杂志社的宿舍里住。
于是，阎长贵提出想回宿舍取一些生活用品和书籍。但工作人员告诉他，他的东西早就被他的儿子取走了，并说：“对了，你的儿子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学生了。”听了工作人员的话，阎长贵决定不在北京久留了，便踏上了去湖南的火车。
在农场，阎长贵开始学习生活技能。诸如喂猪、放牛、整田插秧、种菜煮饭，都是在这里学会的。
阎长贵所在的农场，是一个总面积有着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大农场。在这里，有近八万多亩耕地，近五万多亩水域面积。生活着将近三万多人。
农场里的设施设备非常完善，学校、邮局、医院、商店、菜市场、银行等一应俱全，可以说足不出户，便可以生活得很好。
对于这样的生活环境，阎长贵非常满足，干活也十分卖力，给领导和同事、邻居们都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这里的民风非常淳朴，让阎长贵远离了那些是是非非，生活过得也很惬意。
安顿好后，阎长贵便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很快，阎长贵便收到了回信。拿着珍贵的家书，阎长贵迫不及待地将信封拆开，从信中稚嫩的笔迹上可以看出，信是上初中的儿子写的，这让阎长贵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
在信中，儿子告诉阎长贵家里的一切都好，并说全家人会来农场看他。不久后，阎长贵的父母和妻儿来到农场，一家人团聚在一起。那天，阎长贵十分高兴，就像过年一样。
几天后，父母回了山东老家。妻儿则留下来和阎长贵一起生活。对此，阎长贵非常满足，把农场当作了真正的家，劳动起来更加努力了。
1976年，阎长贵因有知识、有文化，被抽调到农场中学当了一名教师。期间，在上课之余，阎长贵也不忘劳作，经常下地干活。对此，阎长贵并不觉得苦，反而是一种享受。
左起：刘玉庭、刘真、汪东兴、杨银禄和阎长贵
1978年9月，阎长贵被选中到省里的理论干部班，参加了学习。农场的关怀，让阎长贵非常感动。
1979年9月，组织上给阎长贵平了反。从此，他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1980年3月，阎长贵离开生活了五年之久的洞庭湖，回到北京。
离开农场时，面对前来送别的那些真诚的面孔，阎长贵挥着手，泪眼朦胧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农场的日子，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会想念大家的！”
回到北京后，阎长贵被安排在《红旗》杂志社工作。看到阎长贵来上班，一位同事有些不敢相信，一脸惊愕地说：“啊，你还活着啊！”
后来，关锋出狱，就住在《红旗》杂志社的宿舍里，与妻子和孩子在一起生活。期间，阎长贵多次前去看望。在相处中，关锋对阎长贵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把阎长贵当作是自己信得过的学生。
阎长贵晚年
2005年，关锋去世。阎长贵写了《谢本师》一诗，表示对恩师的悼念：
“永记当年真武内，朝朝夕夕聆教诲；学问人品不能偏，敬业修德要兼备。国事家事慎协和，党心民心紧相随；君今驾鹤西天去，遇有疑难可问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