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Ⅴ—190]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指出：
“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第312页；第2版（1849年）第314页]
他应该说：任何劳动者每天的辛劳。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使用机器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减轻或缩短工人每天的劳动。
“商品便宜了，但它们是人的血肉造成的。”（[约·巴·拜耳斯]《自由贸易的诡辩》1850年伦敦第7版第202页）
[Ⅴ—196]接第190页。
“但是，与工人人数增加的同时，工人中每一个人完成的工作量也增加了。现在，在制造过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是开始实行这些操作时的三倍。毫无疑问，机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万人的肌肉，但是，机器也使受它可怕的运动支配的人的劳动惊人地增加了。”（艾释黎勋爵《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第6页）
“1833年，我收到了郎卡郡大工厂主艾释华特先生的来信，其中有下列几行有趣的话：‘当然，现在您会问起关于那些老年人的情况，据说，他们在活到40岁或者刚刚过了这个岁数，就会死去或无力再工作。’请注意，对40岁的人就使用‘老年人’这个用语。”（同上，第12页）
“政府委员会委员麦金托什（专门派出搜集证据，以驳斥1832年委员会材料的委员会成员之一）在他的1833年的报告中说：‘尽管我们对考察儿童的悲惨处境早有准备，但是仍然很难相信他们所显示出来的年龄，他们竟未老先衰到如此程度。’”（同上，第13页）
（这些引文接第Ⅲ本笔记第124页以后的ｅ页[103]。）[Ⅴ—196]
机器——一旦被资本主义使用，已经不再处于其原始阶段，大部分已经不再只是比较有力的手工业工具——必须以简单协作为前提，而且简单协作（我们将会在下面看到），对机器说来，比对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来说，是一个更重要得多的因素，在工场手工业中，简单协作只表现在实行简单的倍数原则，也就是说，不仅把各种不同的操作分配给各种不同的工人，而且也有人数比例，即把一定数量的小组工人分配到各种操作上，而每一个这样的小组工人都从属于某一种操作。
在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最发达的形式即机械工厂中，主要的是许多人在那里制作同一的产品。这甚至是它的基本原则。其次，机器的使用最初是把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作为自己存在的先决条件的；因为机器本身的制造——从而机器的存在——是以充分实行分工原则的工厂为基础的。只有在进一步发展的阶段，机器本身的生产才在采用机器的基础上——在机械工厂中完成。
“在力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机器制造厂展示了各种等级的劳动的分工；锉刀、钻头、车床各有其相应技能的工人。但是，使用锉刀和钻头的工人的技能现在却被刨床、切槽床和钻床所代替，而切削金属的车工的技能却被机械车床所代替。”（尤尔《工厂哲学》第1卷第30—31页）
一方面，工场手工业中发展起来的分工在机械工厂内部重新出现，虽然规模很小；另一方面，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机械工厂又把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最重要的原则废除了。最后，机器的使用扩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增加了特殊生产部门和独立生产领域的数量。
使用机器的基本原则，在于以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从而也在于把大量工资降低到平均工资的水平，或把工人的必要劳动减低到平均最低限度和把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减低到简单劳动力的生产费用的水平。
首先，拿原料来说，自然，无论用什么方法对它进行加工，它的价值仍然和原来一样，也就是说，仍然和它进入生产过程时的价值一样。
机器的总价值只是在机器作为劳动资料参加生产的那些商品的总量中再现出来。这种总价值在单个商品之间分为相应的部分，单个商品的总和构成它们的总量。因此，这个商品总量越大，在单个商品中再现出来的机器价值部分就越小。尽管机器同手工业工具或简单劳动工具之间存在着价值差额，但是，由于机器价值分到一个更大的产品即商品的总量上，加进商品中的机器价值部分，就相应地小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工具和劳动力的价值部分。
[Ⅴ—201]｛接第194页开头部分。
只有使用机器，大规模的社会生产才有力量使代表大量过去劳动的产品（即巨大的价值量）全部进入劳动过程；使它们作为生产资料全部进入劳动过程；而进入单个劳动过程内进行的价值形成过程的，只是它们的相应的较小部分。以这种形式进入每一个单独的劳动过程的资本是大量的，但是在这个劳动过程中它的使用价值被消耗和用掉的部分，从而应该补偿的它的价值部分，是比较小的。机器作为劳动资料是全部地发挥作用，但是，它加进产品的价值只是它在劳动过程中丧失的那一部分，而丧失的这种价值取决于机器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磨损的程度。
因此，必须修正对李嘉图的下列批判：
“李嘉图说，‘机器制造工人制造机器时耗费的劳动的一部分’，包含在例如一双袜子上。可是制造每一双袜子的全部劳动，——如果我们说的是一双袜子——包含机器制造工人的全部劳动，而不只是他的一部分劳动。因为，虽然一台机器织出许多双袜子，但是缺少机器的任何一部分，连一双袜子也制造不出来。”（《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54页）[Ⅴ—195]
[Ⅴ—196][在使用机器时]用于原料的资本部分，同用于工资的资本部分相比，比在简单分工时增长得无比迅速。此外，这里还要加上用于劳动资料、机器等等新的和较大的资本量。因此，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辅助部分[104]同它用于活劳动的那一部分相比，也不断增长。
***
“根据培恩斯的计算，建成一座头等棉纺厂，并装备机器、蒸汽机和煤气，用款少于10万镑是不行的。一台100匹马力的蒸汽机带动5万个日产62500英里的细棉线的纱锭。在这种工厂中，1000个工人纺出的棉线相当于不使用机器的25万个工人所纺出的棉线。”（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伦敦版第75页）
“‘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这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他喜欢使用已婚的妇女，特别是必须养家活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的恭顺温柔的天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受苦难的根源。”（《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艾释黎勋爵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第20页）
上述引文的作者菲尔登说：
“随着机器的改进，工厂主的贪欲使得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要求自己的工人付出比他们可能承担的更多的劳动。”（同上，第34页）
[Ⅴ—199]但是，这里还应加上在采用机器的情况下特别刺激上述欲望的特殊情况。
以上所述，不仅适用于机器，而且也适用于使用机器所需要和所决定的全部固定资本。
随着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相比的不断增加，
工人使资本变成无用的东西！要知道，机器之所以存在，在机器上之所以投入这样大量的资本，恰恰是为了通过这一资本来榨取工人的劳动。工人一离开厂房，实际上就是对价值10万镑的资本犯了大罪。
因此，最初实行了夜工，后来“在我们的工厂通常每周劳动70—80小时”（同上，第15页）。
“一台蒸汽机或别种机器，每天只工作几小时或每周只工作几天，这就损失了功率。如果它们整个白天工作，那就会生产得多一些；如果日夜生产，就会生产得更多。”（让·古·库尔塞尔－塞纳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1857年巴黎第2版第48页）[Ⅴ—201]
[Ⅴ—206]接第201页。
“不言而喻，在行情涨落不定，需求时高时低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时机：工厂主不增加固定资本，也能使用更多的流动资本……不增加建筑物和机器的开支，也能加工更多的原料。”（罗·托伦斯《论工资和联合》1834年伦敦版第64页）
在已经采用机器的地方，由于对机器进行改良，同所生产的商品量和同所使用的机器数量相比，工人人数减少了，而与此同时，在使用已改良的机器的情况下，代替两个或三个工人的一个工人的劳动增加了，也就是说，只有在机器迫使工人增加自己的劳动和使他每一分一秒更紧张地劳动时，才能使一个工人完成以前两个或三个工人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在同一劳动小时内，劳动力被更快地消耗掉了。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工厂工人状况报告的起草者们在各个不同时期关于劳动量随机器的改良而增加这一点说了些什么。劳动的这种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工人必须跟上机器的更快的速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单个工人必须看管的机器作业量增大了，例如，走锭精纺机的纱锭数增加了，再加上使用的是双排纱锭，或者，一个织布工人要看管的不是一台而是两台或三台机械织机。
“同三十年或四十年以前比较，现在工厂中的劳动大大加重了，因为让儿童照看的机器速度的大大加快要求工人更加注意，更多地活动。”（约·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伦敦版第32页）
这是1836年的情况。约翰·菲尔登本人就是工厂主。
艾释黎勋爵（现在是舍夫茨别利伯爵）在他于1844年3月15日所作的关于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演说中确认：
“我这里有一份22个曼彻斯特纺纱工人签名的文件，他们证实20英里是他们必需步行的最低限度的距离，同时他们断言，这一距离通常还要大得多。我手头另有一份1842年向我提供的文件……证明劳动累进地增加；它的增加，不仅是因为步行的距离加大了，而且还因为生产的商品数量增加了，而人手的数量相应地减少了；此外，还因为现在纺的往往是较次的棉花，加工起来更困难。”（同上，第8—9页）
“在梳棉间，劳动量也大大增加了；现在，一个人要干以前由两个人分担的活。织布间雇用的工人很多，而且多半是妇女……在这里，近年来由于机器速度的提高，劳动量增加了整整10％。1838年，每周纺纱18000绞；1843年达到21000绞。1819年，机械织机每分钟打梭60次，1842年是140次，这说明劳动大大增加了，因为现在对所完成的工作要更加细心和更加注意。”（同上，第9页）
“一个人的利润，不是取决于他对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支配，而是取决于他对这种劳动本身的支配。”“在工人的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他能以较高的价格〈提高商品的货币价格〉出售他的商品，显然，他就会从中获得利益，而不管其他商品是否涨价。他只要用他的产品的较小部分，就足以推动这种劳动，因而更大部分的产品就留给他自己了。”（《政治经济学大纲》1832年伦敦版第49—50页）（此书作者是马尔萨斯主义者[106]。）｝
“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劳动尚未受到限制”。
这里指的是
[Ⅴ—204]接第203页。下列资料大体表明，随着最近二十年来工业的进步，工厂生产的各部门中的工资大大下降了。
印花业、染色业和漂白业（每周工作60小时）
1839年1859年
染料研磨工…………………35先令32先令
机器印花工…………………40先令38先令
工长…………………………40先令40先令
木板刻工……………………35先令25先令
木板印花工…………………40先令28先令
染色工………………………18先令16先令
洗涤工和壮工…………16和15先令16和15先令
花纹染色业（每周工作61小时）
浆纱工………………………18先令22先令
漂白工………………………21先令18先令
染色工………………………21先令16先令
整理工………………………21先令22先令
（同上，第32页）[Ⅴ—204]
[Ⅴ—203]在第一类[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厂中，生产比以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扩大了，同时，工厂主的利润也增加了，工厂的迅速发展就是证明。
[Ⅴ—204]尽管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缩短了工作日，却没有减少英国工厂主的利润，这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1）因为英国的一个劳动小时超过了大陆的一个劳动小时，前者是比后者更复杂的劳动形式，也就是说，英国工厂主同别国工厂主的关系，就象采用新机器的工厂主同自己的竞争对手的关系一样。
“事实上，有一类工厂主”
（不愿意在本厂使用两班各工作6小时的13岁以下的童工），
“毛纺业主，现在很少使用13岁以下的童工即半日工。他们采用了各种改良的和新式的机器，因而使雇用童工成为完全多余的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把一种叫捻线机的装置同现有的机器连接起来，由6个或4个（根据每台机器的性能而定）半日工去做的工作，现在可由一个少年去完成了……半日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捻线机的发明”（《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8年伦敦版第42—43页）。
[Ⅴ—205]如上所述，这是通过提高机器的运转速度和增加单个工人必须看管的工作机的台数而实现的。这部分地又是靠改变产生动力的机器的结构达到的，由于这种改变，重量相等的机器在费用相对减少，甚至往往是绝对减少的情况下，可以推动更多的机器，并且速度也更快了。
“因此，官方报告揭露的事实证明：工厂制度在急剧扩展；虽然按马力计算需要同过去一样的人手数量，但同机器比较起来，人手数量减少了；由于力的节省和通过其他方法，蒸汽机可以推动更重的机器；由于工作机的改良、制造方法的改变、机器速度的提高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完成的劳动量增加了。”（《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20页）
“霍纳先生在他的截至1852年10月为止的报告中……摘引了曼彻斯特附近帕特里克罗弗特的著名土木工程师詹姆斯·奈斯密斯的来信，信中解释了蒸汽机最新改良的性质，由于这些改良，同一发动机在燃料消耗减少的情况下可以做更多的功……并且在这封信里说：‘不大容易提供确切的材料，来说明同一些发动机经过某些改良或全部改良后所做的功增加的情况。但是我确信，如果能够得到确切的报告，那么，结果将会表明，由蒸汽机推动的并且重量和过去相同的机器，现在比以前平均至少多做50％的功……在许多场合，同一些蒸汽机，在速度限为每分钟220英尺的时候，提供50马力，现在则提供100马力以上。’”（同上，第14页）
霍纳（《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的报告》）指出：“在1828年的报告中，列举了蒸汽机和水轮的数目及其马力。那时所列的数字对于实际利用功率的估计，比1850年或1856年报告中的数字要准确得多。在这些报告中，所有关于发动机和水轮的功率的材料，都按额定马力计算，而不是按实际利用马力或可能利用马力计算。100马力的现代蒸汽机，由于构造的改良，由于锅炉容积和结构等，能比以前发挥大得多的功率。所以，现代工厂蒸汽机的额定功率只能当作可以计算出实际功率的指数。”（同上，第11页）
第四，机器体系代替简单协作。
正如机器体系消灭或改变了发展为分工的协作一样，它在许多场合下也消灭或改变了简单协作。例如，当需要同时使用许多工人的收割、播种等等作业被播种机或收割机代替时，就是如此。当压榨机代替脚来压榨葡萄汁时，情形也是一样。当蒸汽机被用来将建筑材料提升到建筑物顶部或所需要的[Ⅴ—206]高度时，也是这样。
“郎卡郡的建筑工人的罢工（1833年）引起了蒸汽机的奇妙的应用。现在，后者在某些城市中被用来代替手工劳动，用来把各种建筑材料提升到要使用它们的建筑物的顶部。”（[塔夫耐尔]《工联的性质、目的和成果》1834年伦敦版第109页）[Ⅴ—206]
[Ⅴ—206]第五，为了抵制罢工等等和抵制提高工资的要求而发明和应用机器。
[Ⅴ—207]同样，正是
“在这种专制的联合会〈即工人联合会〉所施加的沉重压力下，才发明了印染和洗涤纺织品的自动机”。
（这里指的是使用蒸汽力推动的雕刻滚筒的印花业；借助这种滚筒，可以同时印出4到6种颜色的图案。）
在谈到新式织机的发明时，尤尔接着说：
“这样一来，一帮不满分子自以为在旧的分工线上构筑了无法攻破的工事，却发现现代机器战术已把他们的侧翼包围，他们的防御手段已经毫无用处。他们只好无条件投降。”（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布鲁塞尔版第2卷第141、142页）[Ⅴ—207]
发明这些新式机器的结果，或者是使以前的劳动形式成为完全多余的（例如，由于发明走锭精纺机，纺纱工人以前的劳动就成为多余的了）；或者是减少所需要的工人的数目，以及使新的劳动比以前的劳动简化（例如，使用精梳机，梳毛工的劳动被简化了）。
“棉纺织工业中最常见的罢工原因，是采用改良的机器，尤其是增加走锭精纺机的台数，结果，一个纺纱工人看管的纱锭数不断增多……工厂主在自己的企业中使用这种改良机器时，同自己的工人进行谈判，以降低单位产品的工资，不过，由于机器功率的提高，他们的周工资不致减少，而得到提高……但是，这种契约却给未使用这种改良机器的那些工厂的厂主和工人带来损失。”（[塔夫耐尔]《工联的性质、目的和成果》1834年伦敦版第17—18页）
“1829年发生了大罢工。在这以前不久，某些工厂主安装了一些有400—500纱锭的走锭精纺机；由于有了这些机器，在这些机器上操作的纺纱工人虽然按完成的产品量得到的工资只是以前的3/5，但是，他们挣得的工资至少和在旧机器上操作的工人所挣的一样多。这次罢工使21家工厂停工，并使1万人失业达6个月之久。”（同上，第19页）
“海因兹和德勒姆公司（约克郡西部）工人的罢工（1833年），是发明梳毛机的原因，这种机器使这次罢工的那一伙主谋者的活动完全白费；这种机器给予他们的组织以致命的打击。”（同上，第61—62页）
[Ⅴ—207]同样，“蒸汽的应用是人力的对头”（彼·盖斯克尔（外科医生）《手工业工人与机器》1836年伦敦版第23页）。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别的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这样快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任何一个普通的粗工6个月就可以学会。”（《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基金收支委员会提交纱厂工头和厂主中央联合会的报告》1854年曼彻斯特版第17、19页）
在谈到“铁人”（自动走锭精纺机[107]）时，尤尔说道：
“资本招募科学为自己服务，从而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尤尔《工厂哲学》第2卷第140页]
“增加纺纱机台数的需要，即工联的决议所引起的这一需要，不久前激起了从未有过的发展力学的强烈愿望……厂主把自己的走锭精纺机的台数增加一倍，就可以克服工人的懈怠或固执任性，而重新成为自己工厂的主人，这就给他带来很大的好处。”（同上，第134页）
纺纱企业的主人开始采取这种手段：
“提高每个纺纱工人的工资，或者至少保持原来的工资水平，不过同时减少生产同一商品量所必需的工人人数。结果，留用工人生活宽裕，而大批工人却受穷。”（同上，第133—134页）
“铁人是……恢复工人阶级中间的秩序……的一个创造。”（同上，第138页）[Ⅴ—207]
[Ⅴ—207]“完全依靠手工劳动的先前的工厂主，周期地遭到自己的工人的倔强精神所带来的直接的重大损失，后者利用行情特别不好的每一合适的时机，提出自己的要求……迅速来临的危机阻碍了工厂事业的顺利发展，但是，蒸汽及其在机器生产中的应用，使事变的进程立即朝着不利于工人的方向发展。”（盖斯克尔《手工业工人与机器》第34—35页）
[Ⅴ—208]第六，工人果敢地要求享有因采用机器而使自己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部分果实。
“按厂主可能得到的利润来调整工资的原则，即要求在机器改良的情况下付给劳动以较高报酬的原则，是决不能接受的。何况，这一原则决不会只限于某一种利润。例如，1824年8月7日染色工人举行了罢工；他们在标语牌中宣称：他们的主人因提高染色的价格而得到的，要比工人所要求增加的相应数额高得多……这样一来，工资就完全改变了本身的性质，它或是吞没利润，或是变为利润税。”（同上，第43—44页）
第七，劳动的更大的连续性。废料等的利用。如果借助机器能提供更多的原料，在最后阶段就可以制造出更多的产品。
劳动的连续性总是随着机器（一般说也就是固定资本）的应用而增大。
采用机器的主要结果之一是：
这里，纺纱机解决了向织工供应棉纱的问题，而1793年（康涅狄格州的）伊莱·维特尼发明的轧棉机则解决了向纺纱工人供应棉花的问题。种植场主有足够的黑人来大量种植棉花，但是，要把棉纤维和棉籽分离开则感到人手不足。因此，这种情况大大减少了所生产的原料的数量，而且提高了比如说一磅棉花的价值。
“把一磅棉纤维和棉籽完全分离开，平均需要一个工作日……维特尼的发明使他的这种机器的所有者用一个工人一天就可以把[100磅]棉纤维和棉籽完全分离开；从那以后，轧棉机的效率又有更大的提高。”
[Ⅴ—209]在印度也有同样的情形。
“对印度说来，人们很难想象，在这个劳动输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也许中国和英国除外）都多的国家里，竟发生了另一种祸害：找不到足够数量的人手来收摘棉花。结果很大一部分棉花无人收摘，另外一部分是掉在地上以后从地上拣起来的，这部分自然失去了色泽，而且部分已经腐烂。由于在适当的季节缺少人手，植棉者实际上不得不损失很大一部分棉花，而这些棉花正是英国所十分渴望的。”（《孟加拉公报。陆路新闻摘要双月刊》1861年7月22日）
“使用普通的手工轧棉机[Churca]，一个男工和一个女工每天能轧28磅棉花。使用福尔布斯博士发明的手工轧棉机，两个成年男工和一个少年工每天可轧250磅棉花。”（《孟买商会1859—1860年报告》第171页）“16台〈上述〉这样的机器，用牛来推动，每天能轧一吨棉花，也就是完成以前750人一天平均的轧棉量。”（《向印度总督府提出产品报告的沃森医生1860年4月17日在艺术协会上所作的报告》）
使用机器可以加工那些用手工加工效果很差的材料。
“对便宜商品的需要〈约克郡西部的毛织品〉，给予这种生产以强大的推动力，而这种生产的节约，主要不是靠改良机器和节省劳力，而是靠使用劣等毛纤维和废毛料，后者用大功率的机器重新加工成原来样子的毛，然后或是再加工成织造低级呢绒用的毛纱，或是掺入新羊毛，加工成织造较高级呢绒用的毛纱。这种生产在任何地方都不象在英国那样盛行，虽然在比利时也相当普遍。”（《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6年伦敦版第64页）
“大量节约材料，也屡见不鲜；例如，从使用手斧劈木板过渡到用锯来锯木板，就是这样。另一方面，自然的要素所完成的工作如此便宜，以至许多本来是毫无价值的东西，现在却引起注意，因为目前赋予它们一种价值形式会是有利的。”（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72—73页）
其次，大规模生产时产生的废料如此之多，以至它们本身可以很容易地重新成为农业及其他生产部门的交易品。
[Ⅴ—210]第八，代替劳动。
斯图亚特（詹姆斯爵士）在自己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中说：
“我把机器看作（根据它的效率）增加不需要供养的劳动者人数的手段。”（第1卷第1分册第19章第123页）
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机器的作用和那种新居民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呢？”（同上，第122页）
｛商品价格和工资[108]。关于蒲鲁东的愚蠢见解，我们将在另一处来谈。但是，法国的优秀经济学批评家之一欧仁·福尔卡德先生对蒲鲁东的答辩，却和蒲鲁东的论断一样荒唐可笑。福尔卡德说：
“如果蒲鲁东……关于‘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因为产品包括了附加到成本价格上的利息’[109]这个反对意见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意见不仅涉及资本的利润，而且会消灭产业存在的可能性。如果工人生产某物只得到80，却被迫要支付100来购买该物，如果他的工资只能从产品中买回他加进产品的价值，这就等于说，工人不能买回任何物品。”
｛这就是说，工人即使能收回他加进产品的全部价值，也就是说，即使根本不存在利润和体现剩余劳动的任何剩余价值形式，他也不能买回任何物品。福尔卡德依据这种看法，就认为他懂得了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切！蒲鲁东的愚蠢见解就在于，他以为工人用他（作为工资）所得到的货币买回的商品价值应高于包含在这些货币中的价值，也就是说，商品应高于本身的价值出售，因为出售时实现了利润等等。但是福尔卡德讲得非常好，如果工资只能从产品中买回工人加进产品的那部分价值，那么，工业就不可能存在了。相反地，如果工资足以买回工人加进产品中的全部价值，那么，资本主义工业就不可能存在了。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和资本都不存在了。实际上福尔卡德的下述说法不仅适用于“工人”，而且也适用于一般生产者。｝
他说：“工资不能对任何物品实行支付。”
（总之，福尔卡德实际上持有下述总的看法：如果一个生产者只能从产品中买回他加进产品的那部分价值，那么，他就不能对任何物品实行支付。这是因为商品除已加进的劳动外，还包含不变资本。）
“事实上，成本价格除了包含[工人的]工资以外，总是还包含某种别的东西，[出售价格除了包含企业主的利润以外，也总是包含某种别的东西]。”
｛这种说法十分庸俗。福尔卡德是想说，除了最后的劳动所追加的和体现在商品中的东西以外，总是包含某种别的东西。｝
“例如包含原料的价格，这种价格是往往要支付给国外的。”
（即使原料的价格不是支付给国外，这也丝毫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福尔卡德[Ⅴ—211]由于完全误解而提出的反驳意见仍然是一样的。全部实质在于，工资所购买的总产品中的那一部分，并不包含来自原料等价值的任何一点价值，虽然任何一件商品就其本身来看都是由最后的劳动所加进的价值和同这种劳动无关的原料等等的价值组成的。产品中转化为剩余价值（利润等等）的整个部分也是这样。至于不变资本的价值，或者本身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或者通过同不变资本的其他形式交换而得到补偿。）
福尔卡德竟想用这种毫无意义的词句来回避问题的解决，而他无疑还是“最具有批判思考能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我们打算在这个地方立即对蒲鲁东的全部废话一并加以考察。｝
机器、建筑物等等在不使用时的花费。有一个工厂主，他的棉纱厂共雇用800个工人，[每周]全部开工，约须消耗150包东印度棉花或130包美国棉花。他曾在1862年11月26日的《泰晤士报》上诉苦说[110]，工厂每年停工的花费约为6000镑（每周约合120镑）。他指的首先是同我们这里无关的（但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那些固定的开支，即地租，这是一笔最大的固定开支项目，无论机器是否开动都要交纳（在上述场合，地租是2450镑）；其次，是保险费（工厂和机器的火灾保险在上述场合要花费477镑；生产过程中的棉花的保险费为123镑）；这笔财产的税款｛根据1861年统计，工厂和机器的税款（包括济贫税在内）为310镑｝；再次，是经理、会计和经纪人的薪金（在上述场合为625镑）；接着是看门人、守夜人、工程师和临时修理机器的工人的工资（250镑），（这种修理机器的临时工作属于机器保养费）；还有，用于厂房取暖和临时开动蒸汽机所用的煤（150镑）；最后“机器的折旧费”（1200镑，因为机器已经很破旧了）。
关于最后一项花费，这位郎卡郡的纺纱厂主指出：
“许多人可能以为，既然工厂和机器停工，它们就不会磨损……这里所说的价值的补偿，不包括一般的磨损和每个工厂主在他的工厂开工时常备的机工修配组所能修复的损坏（如刀再磨快）。这里指的是有时不可能修复的那种磨损，例如拿刀来说，这种磨损会使一把刀最后弄到连磨刀匠也会说：‘这把刀子不值得再磨了。’这里所说的还包括对这样一些损失的补偿，这些损失常常是由于旧机器在报废前被其他新的、构造更好的机器代替而造成的。由于这两个原因，人们都清楚地知道，工厂的机器设备至少每十五年或二十年就完全更新。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期间内，发明也没有停止，并总是在遇到困难时获得新的推动。同样，天气和自然破坏力并不因蒸汽发动机停止使用而不发生影响。”
这个家伙说：
“毫无疑问，许多工厂主拥有可供使用的雄厚储备，但是，大多数郎卡郡工厂主却没有闲置资本。平常他们一获得利润，立即就用来扩充自己的工厂和购置机器，所以，他们通常感到流动资本不足，而不是有余。”（《泰晤士报》1862年11月26日第12版）[注：在这段话的旁边有马克思的亲笔批注：“改进机器同磨损有关。”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他以后所说的“无形损耗”。——编者注]
[Ⅴ—212]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从日内瓦版翻印）。
“新资本旧资本
（1）机器（1）工人生活资料基金
（2）机器年保养费（2）工具及其保养费
（3）原料（3）原料。”
｛不言而喻，新资本中也有用于工人生活资料基金的支出。舍尔比利埃在这里谈的，只是被机器代替的那些工人的生活资料基金。｝
“在这两栏中，不应把保养和管理机器所必需的工人人数计算在内。旧资本同它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按正比增加。如果使用一定数目的工人时这一资本为100，那么，工人人数增加一倍，它就变为200。新资本则不受这种增长规律的支配，因为用于机器所使用的动力的费用，同这种机器代替的工人人数相比，并没有在数量上和规模上按比例增长。因此，在工人人数不变的情况下，新资本总额无论怎样超过旧资本，这种超过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量的方面总是落后，即赶不上机器所代表的和机器所代替的工人人数增长的比例。一台代替两个工人的机器，也许昂贵一些；要是代替4、10、20个工人，机器就变得越来越便宜了。这种有利的结果，只是在拥有大量已积累的资本时，即在这一资本足以装备用来代替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的机器和足以储备与这些工人相适应的原料数量时才能取得。这里正如在某种新的分工的情况下一样，节约又同以前实现的追加资本联系在一起。财富的任何积累，都为加速进一步的积累提供手段。”（同上，第28—29页）
｛第一，在考察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问题时，必须考虑资本积累的条件。在这里，应当指出，正如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一样，资本主义生产又是积累的原因。
第二，机器或者是实际代替一定数目的工人，即取代他们的位置（这总是发生在这种场合：一种劳动不是新的并且从前不是用机器完成的），或者是潜在地代替某一数量的工人，这一数量将是我们取代这种机器所必需的。例如，当我们说，要生产出棉纺织工业今日的产品量，需要成百万的工人（见霍吉斯金的著作），这时我们指的是取代机器所必需的工人人数。而当我们说，由于使用机械织机，某一数量的织布工人被抛向街头，这却是另外一回事。这时，指的是被机器代替的工人。这是很大的区别。机器一旦被用作某一生产部门的基础（而且已不再感到工场手工业的竞争），就只是随着机器的改良而把工人排挤出去。但是，生产是在机器已实行某些改良而这种改良尚未达到更高程度的基础上扩大的。
例如，如果过去在手工织机上操作的是10个人，现在在机械织机上操作的是20个人，如果一台机械织机代替10台手工织机，那么，这20个人生产的就等于以前200个人生产的。但是，这20个人并没有排挤即没有取代这200个人。第一台机械织机排挤了10台手工织机[和9个工人]。但是其余19台机械织机上有19个人在劳动。因此，不能以不采用机械织机[要完成新的生产量]会需要200个工人为理由，断言生产力的增长使180个人被代替。只是生产力增加了9倍而已。
如果发明了一种新的机械织机，在这种织机上10个人可以做旧织机上20个人所做的工作，那么，这20个人就被10个工人所代替，也就是说，有10个人被抛到街头。如果这种机械织机的台数又增加到20台，那就又要有20个人来操作，而按照过去的规模[要完成新的工作量]则需要40个人。如按照最初的规模，就需要400个工人。但是，并没有400个人被代替，这些人从来没有存在过。第一台机械织机排挤了10台手工织机，第二台只排挤了两台[最初的机械织机]。因此，生产力增长的比例是20∶1。
其次，必须注意下列情况：剩余劳动量不取决于机器所代替的工人，而取决于机器所使用的工人。舍尔比利埃恰恰忘记了这一点。机器的生产率（以及机器的便宜），不仅取决于它所代替的工人人数，而且取决于劳动中它所辅助的工人人数。或者，这些说法在[Ⅴ—213]一定意义上是一样的。｝
机器、建筑物等等的价值在已生产的商品总量中的分配。
不变资本就其价值的相对量成为（与总资本成比例地）参与决定利润率的因素来说，在考察剩余价值本身时完全不应该考虑在内。因此，在绝对剩余价值、协作、分工等部分里，我们是把它作为无差别的量Ｃ来考察的。而在考察机器时，我们却不得不专门研究不变资本。不过这丝毫也不矛盾。这里应该指出以下两个因素：
（β）取决于同时在这类机器上（如果按照上述比例）操作的工人人数：工人人数越多，全部机器中分摊到每一个工人身上的价值部分就越少；
（γ）取决于机器参加劳动过程的时期和机器参加价值形成过程的时期之间的差别。例如，如果一台机器工作15年，那么，在这15年中，每一年它都全部加入劳动过程，而每年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却只有1/15。因此，商品形式的年总产品本身所包含的无论如何不会超过机器价值的1/15。
发达的、同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机器生产相适应的劳动组织，就是工厂制度，这种制度甚至在现代的大农业中——由于这一生产领域的特点而或多或少发生一些变化，——也占统治地位。
如果20个工人每天劳动12小时，其中2小时构成剩余价值，那么，剩余价值量等于2×20＝40劳动小时（等于长度各为12小时的3个工作日再加4小时）。如果10个工人每天劳动12小时，其中4小时构成剩余劳动，那么，剩余价值量同以前一样是40小时。但是，6个各提供6小时剩余劳动的工人，却只创造36小时的剩余价值。如果同一资本在第一种情况下雇用20个工人，而在第二种情况下雇用6个工人，那么，剩余价值量就会减少，尽管剩余价值率提高了。
[在机器生产条件下延长工作日]的上述动机，同力图实现由机器和建筑物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动机完全无关，后一个动机更容易觉察，是资本家及其辩护士直接意识得到的。
这种动机很简单，而且对一切剩余劳动来说都是共同的，但是，当耗费在劳动资料上的资本价值和资本量达到巨大数额时，它却有了特殊的意义。
由于所有这一切，在某一定流通期间内所得到的利润增加了，一般说来，利润是根据某一定流通期间内，例如一年内实现的剩余价值量计算的。
因此，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减低了，因为[机器和建筑物占]不变资本的绝大部分。
最后谈到的这一切看法都是同利润学说有关的。
机器代替劳动工具。
这里应当指出，机器不仅代替了活劳动，而且还代替了劳动者及其手工工具。当然，手工工具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例如，缝纫机代替一般缝纫劳动的场合就是这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完全不是代替，因为原来的劳动工具又重新出现在机器本身上，尽管这些工具的数量无限增多，它们本身在机械构造上多少有些变化。
在工厂制度条件下工人的集结。
以后我们将更详尽地研究在工厂制度条件下出现的，既不同于简单协作，也不同于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那种协作的特点。
在这里，首先应当指出，发达的机器体系——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体系——以工人聚集在同一个地点，以他们在空间上集中在资本家的指挥下为前提。这种集中是机器生产的条件。（见摘自莱文斯顿著作的引文[111]）
在工厂制度条件下，在生产领域执行职能的资本采取了巨大数量的社会财富（虽然也是属于单个资本家所有）的形式，这种财富决不能与单个人可能具有的工作能力和生产率相提并论，同样，协同动作的工人体系也采取了大规模的社会结合的形式。
[Ｖ—217]劳动的浓缩。
如果用字母Ｖ表示可变资本，Ｃ表示不变资本，ｘ表示包含在产品中的剩余劳动，再假定全部不变资本都进入价值形成过程，并且要考察的是绝对剩余价值，那么，一定量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就等于Ｃ＋Ｖ＋ｘ。
这正说明，为什么随着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实施，不仅在实施这一法令的英国工业部门中生产率提高了；而且这些部门所创造的价值量也增加了，甚至工资与其说下降了，[Ｖ—218]不如说也提高了。
但是，英国的工厂报告不顾这一切而一致证实了以下两个事实：（1）自从实行十小时工作日（随后改为10+（1/2）小时工作日[每周前五天]）法以来，机器上的细小的和局部的改进多得无比，而且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经常；（2）单个工人必须看管的机器的速度和数量使他消耗更多的精力和肌肉力。
其次，这些报告毫不怀疑其他两个事实：（1）没有十小时工作日法，不限制绝对工作日，工业生产中就不会出现上述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是通过立法程序确定剥削工人的极限的必然结果；（2）如果没有已经达到的工艺发展的高水平，同样，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已达到的现阶段所普遍拥有的辅助资料，上述实验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不会那么快就取得那么好的效果。
在我们的全部研究中，已经一再指出，我们的出发点始终是，商品从而劳动力是按其本身的价值来支付的，我们只是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来考察剩余劳动的变化的。因此，由竞争造成的工资的实际削减等问题，不在我们考察之列。例如，由于加班加点，不用增加工人人数就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或者，一部分工人加班加点，而另一部分工人完全无事可做或只做半工。这样就人为地造成了劳动供给过剩，而且，这种由于另外一些工人过度劳动而造成的失业工人的劳动供给，又总是会使工资（其中也包括在业工人的工资）降低。
另一方面，这也是英国受工厂法约束的那些部门中工资提高而不是降低的原因之一。因为，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对商品的需求增加了，而且，按照资本家的意见，这种需求的增加大大超过了世界市场的实际扩大，结果，对劳动的需求也就增加了，而这种需求不可能象以前那样靠人为地增加劳动的供给而得到满足，或者说，这种需求对工资的影响，已经不可能靠这种人为地增加劳动供给来消除。人手的供给大大地减少了，这部分地也是由于从英国向外移民，部分地是由于爱尔兰人大批向外移民和爱尔兰有大批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