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第一节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増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释放生育政策潜力。完善幼儿养育、青少年发展、老人赡养、病残照料等政策和产假制度,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改善优生优育全程服务,加强孕前孕产期健康服务,提高出生人口质量。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改革完善人口统计和监测体系,密切监测生育形势。深化人口发展战略硏究,健全人口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
第二节健全婴幼儿发展政策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健全支持婴幼儿照护服务和早期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强对家庭照护和社区服务的支持指导,增强家庭科学育儿能力。严格落实城镇小区配套园政策,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提供普惠托育服务,鼓励幼儿园发展托幼一体化服务。推进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发展,提高保育保教质量和水平。
第三节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习近平：要增强风险意识，研判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等发展趋势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民生改善和社会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作出顶层设计，推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推进全民参保计划，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积极发展养老、托幼、助残等福利事业，人民群众不分城乡、地域、性别、职业，在面对年老、疾病、失业、工伤、残疾、贫困等风险时都有了相应制度保障。
要树立战略眼光，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适应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要增强风险意识，研判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人均预期寿命提升、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发展趋势，提高工作预见性和主动性。
要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
要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健全退役军人保障制度，健全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完善帮扶残疾人、孤儿等社会福利制度。
要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套保或挪用贪占各类社会保障资金的违法行为，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每一分“养老钱”、“保命钱”和每一笔“救助款”、“慈善款”。
要坚持传统服务方式和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特点，提供更加贴心暖心的社会保障服务。
李克强
据新华网11日消息，李克强表示，中国的老龄人口已经有两亿六千万，老龄产业也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朝阳产业，它带来了多样化的需求。正因为中国市场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这样一个广大的市场也必然会给外国企业的产品、服务乃至于投资创造更多机会，因为我们的市场是开放的。
保障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实现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
在养老托幼方面，政府还要通过引导社会力量来兴办社区服务业，尽可能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支持，给家庭在养老托幼方面不仅减轻一点负担，也多一点温暖。总之，民生方面的事很多，我们要在发展中持续改善民生。我们现在实施的是广覆盖、保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保基本，要在经济发展中持续提高水平，但也要突出重点。对于事关人人、事关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各级政府一定要扛在肩上。
发改委
3月8日，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指出，预计“十四五”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回应社会关切，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胡祖才指出，在养老育幼方面，主要是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多措并举扩大养老机构床位供给，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护理型床位占比提高到55%。
国家卫健委
实际上，老年人代理监护制度在我国已经写入法律。
国家卫健委表示，2018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于代理监护有明确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组织中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监护人在老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依法承担监护责任。
这一条款在我国法律中开创性地通过意定监护完善了老年人监护制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成年监护扩展到所有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二是在监护人的选任上首次确立“意定监护”优先，体现了对老年人意愿的尊重，也与国际上成年监护制度改革强调“尊重自主决定权”的理念相符合。
此外，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二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子女；(三)其他近亲属；(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在“指定监护”之外，民法典的第三十三条则进一步确定了成年人“意定监护”的权利：“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国家卫健委表示，民法典确立了老年人的意定监护制度，当老年人因身体机能、精神衰退而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仍然可以通过监护人的协助，获得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的管理和保护，并尽自己所能参与社会生活，最大限度地延长社会属性和社会生命。
国家卫健委称，建立老年人代理监护制度，是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保障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有效制度安排，是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举措，对于顺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答复中，国家卫健委也坦承，目前，由于老年人代理监护制度仅停留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民法典》的原则规定层面，对于老年人在指定代理监护人的流程、方式以及明确代理监护人权利、义务范围等尚缺乏具体可操作的实施细则，与之相对应的以信息化手段实现档案管理、信息查询、信息证明等功能也尚属空白。
2020年初，北京市民政局会同市高级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等单位联合印发《关于开展老年人委托代理与监护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部署在北京市东城区等地开展老年人委托代理与监护服务试点。
记者3月6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十四五”期间，全国将建成5000个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到2035年底，全国城乡社区普遍达到老年友好型社区标准。
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各地从改善老年人居住环境、方便老年人日常出行、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等六方面着手，创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加强社区道路无障碍建设，对老年人住房的地面、如厕洗浴设备等进行改造，降低生活风险。支持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医养结合中心，为老年人提供多种形式的健康养老服务。鼓励社区自设老年教育学习点或老年大学，开展“智慧助老”行动。
人社部
2月26日，人社部部长张纪南、副部长游钧、李忠共同出席国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就发展养老保险第三支柱、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等话题回应社会关切。
针对养老保险第三支柱未来的发展方向，游钧表示，将建立以账户制为基础、个人自愿参加、国家财政从税收上给予支持，资金形成市场化投资运营的个人养老金制度。
在2020年减免企业社保费、同时连续第16年上涨养老金发放水平的背景下，张纪南称，通过实现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加大基金中央调剂力度以及建立定期调度机制等措施，确保了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对于延迟退休话题，游钧指出，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与人均预期寿命不匹配，不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不适应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未来将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和经验，充分考虑我国的现实国情、文化传统以及历史沿革情况，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
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称“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游钧表示，我国当前养老保险体系三个层次中，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健全了，职工养老保险加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两个平台，目前已覆盖近10亿人。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制度初步建立，并且在逐步完善，目前已经覆盖5800多万人。作为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制度还没有出台。
2020年11月，在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第十五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曾表示：“第一支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部分国家来说基本都是现收现付的，因此，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基金储备必须发展第三支柱和第二支柱，就是说，第三支柱和第二支柱是承载大规模养老基金储备的载体，这是大部分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
游钧坦言，第三支柱在整个养老保险体系中目前还是个短板。
郑秉文称，造成第三支柱发展短板的原因主要包括税制环境不适应、经办手续繁杂、退休领取时个税比例相对较高、三大层次建设顶层设计不完善等。
郑秉文随即就第三支柱建设提出两点建议。其一是要加快第二支柱建设，因为个人养老金制度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制度建设关联紧密。比如，第二支柱要尽快引入自动加入制度，根据美国经验，美国第三支柱账户余额的绝大部分来自第二支柱的转移。
其二是应该尽快做好顶层设计，包括保险行业、公募基金和银行理财这三个领域的养老金产品协调和整合起来，做到税优政策的承受主体是账户持有人而不是产品或行业。
针对养老保险第三支柱未来的发展方向，游钧称：“总的考虑是，建立以账户制为基础、个人自愿参加、国家财政从税收上给予支持，资金形成市场化投资运营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在紧锣密鼓地推出。”
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与此同时，全国31省份均参照人社部与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2020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以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以及对特殊人群适度倾斜等方式上调了养老金发放水平，这也是我国养老金连续第16年上涨。
一降一增之下，张纪南表示，确有少数省份存在养老金发放压力较大的问题。为此，人社部2020年针对养老金保发放，采取了3大举措，使1.2亿人得到实惠。
一是全面启动了省级养老基金的统收统支，加强省域内基金之间的平衡和调度。去年底，全国所有省份，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实现了省级养老基金的统收统支。
据张纪南介绍，去年企业养老金中央调剂力度的比例从3.5%提高到4%，全年调剂金的总规模达到7400亿元，跨省调剂的基金达到了1768亿元：“对于养老基金负担比较重的省就能起到调剂作用。”
今后养老金能否按时足额发放？张纪南另介绍了五个方面的情况，请民众放心。
第一，当期能平衡。2019年当期的结余是3400多亿元，在2021年1月1日起恢复养老保险的正常征收以后，人社部预判收支相抵以后也还会略有结余。
第二，历史有积累。我国养老基金累计结余现有4.7万亿元。
第三，财政有补助。中央财政对养老基金的补助力度持续加大，去年达到了5800多亿元，并重点向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倾斜。
第四，增值有渠道。结存的养老基金投资运营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目前委托资金已经达到了1.2万亿元。在保证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了保值增值。
第五，长远有储备。全国的社会保障战略储备基金的权益已经达到了2.4万亿元，2000年建立的时候是200亿元，通过划拨部分国有资产，这个基金还在不断充实和扩大。
张纪南表示，在实现省级统筹的基础上，人社部正加快研究实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这将进一步提高养老基金的抗风险能力。
正研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另一重要举措。
我国现行男职工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规定。发布会上，游钧指出，退休年龄总体偏低的问题十分突出，具体体现在5个方面。
一是与人均预期寿命不匹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在建国初是40岁左右，到2019年已经提高到77.3岁。城镇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更高，已经超过了80岁。
二是不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到2019年底，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已经达到18.1%，预计“十四五”期间，我们的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人，从轻度老龄化进入到中度老龄化阶段，这样的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影响深远。
三是不适应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12年开始出现下降，年均减少300万以上，并且减少幅度在加大，预计“十四五”期间还将减少3500万人。
四是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我国新增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一半，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也在不断延长，已经达到了13.7年，人们开始工作的年龄相应推后。在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平均的工作年限自然就会缩短，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人力资本利用率的下降。特别是在高校、医院、科研机构和一些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学历人员集中的行业和单位，情况尤为突出。
从国际经验来看，游钧表示，延迟退休年龄是世界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做法。近几十年来，多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退休年龄，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退休年龄普遍都在65岁以上。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则从养老金发放的角度看待延迟退休政策。她此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1963年是我国的人口出生高峰期，当年出生了2934余万人，创建国以来的新高，而上世纪整个60年代的每年出生人口都超过2500万人。到2022年底，1963年出生的男性职工就将陆续达到退休年年龄。
针对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游钧称，方案将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和经验，充分考虑我国的现实国情、文化传统以及历史沿革情况，切实保障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
银保监会
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以及银行保险业如何参与并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中国银保监会等业内人士2日在发布会上进行了回应。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很快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现在超过65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到了12%以上。”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指出，尽管目前中国老龄化程度比欧洲、日本、美国低，但人口老龄化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银保监会也在积极研究推进，其中一项就是要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罗熹在会上表示，相对一些发达国家，中国养老体系还比较完整，基本养老基本实现全面覆盖，10亿多人口享受基本养老。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团体年金也在逐步发展，但是比重相对较少。此外，个人养老发展速度相对也慢一些。
罗熹表示，第三支柱有自身显著的特点。一是给高收入阶层个人养老提供渠道和方式。二是给新兴业态，新的从业人员、多种方式从业人员提供一种养老保障，这是商业保障。三是通过长期的养老保障资金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包括跨周期的投资，“我们国家短期投资比较多，长期跨周期的投资比较少，所以养老资金进入特别是商业养老资金进入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会有较大促进作用”。
罗熹说，养老金融改革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重要举措，未来将发挥商业保险在养老风险保障和长期资金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深入地参与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产品，服务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建设，创新产品和服务，努力满足民众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全国工商联
全国工商联在向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提交的大会发言中明确指出，高质量解决好养老问题，不仅是每一个家庭都要面对的问题，更是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
同时，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自上而下建立各级养老工作领导小组，全面统筹养老服务事业，加强财政、医疗、民政、金融等部门间的统筹合作，减少因“医”“养”部门管理、职责不清导致互相推诿的现象，形成完善有效的政策扶持体系，共同推进养老事业和康养产业发展。
此外，全国工商联还建议，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促进多元化养老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养老产业人才基础。
民进中央
民进中央建议，从以下四方面加强保障力度：
三是提高老年残疾低收入人群的帮扶标准和帮扶质量。一方面，吸收借鉴脱贫攻坚时期的有效帮扶措施，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帮扶对象，将易陷入贫困的老年残疾低收入人群纳入其中;另一方面，除了加强经济支持外，还需加强健康、社会参与、能力建设等多维度支持与帮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四是从全生命周期视角加强早期残疾与困难风险预防。推进全生命周期健康教育，加强老年人慢性病防治与管理，是重要预防手段。将政策关口前移，推动残疾人在青中年时期的教育、就业等问题的解决，加强风险预防，减少返贫致贫可能。
农工党中央
《农村养老提案》提出建议，首先，全面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政治责任，加强统筹和组织领导。其次，构建全方位、综合性的养老支持体系，满足多元化养老需求。最后，系统强化养老保障，让更多老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其中重点提出，要加强资金保障。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加快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健全基本养老待遇调整机制。积极探索通过土地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探索长期护理险向农村延伸，提高农村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的照护保障能力。
《农村养老提案》还提出，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经济较为贫困地区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完善对低收入人群的帮扶机制；经济基础较为扎实地区宜先行先试，结合乡村振兴行动，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
台盟中央
临终关怀服务是基本社会服务中的重要一环，反映了国家现代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程度、社会人文关怀理念的推广程度以及人们对生命伦理的认知程度。台盟中央有关提案建议，完善临终关怀服务体系，让生命有尊严地谢幕。
据台盟中央调研发现，目前我国临终关怀服务发展滞后，主要存在四方面问题。
一是临终关怀服务资源稀缺，供需失衡。临终关怀服务需求最大的群体是癌症晚期患者以及多种疾病终末期患者，约70%的癌症晚期患者均需给予止痛、心理安抚等舒缓疗护及善终服务。虽然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医疗资源投入力度，但是专业从事临终关怀服务的医疗机构屈指可数，服务供给无法满足需求。
二是缺乏服务标准，行业服务水平低。临终关怀机构多为民营，技术单一、管理水平低下，没有形成产业化运作模式，每年都有大量的临终关怀机构因亏损而倒闭。大部分临终关怀机构与养老院结合，实质上隶属于养老院。
三是养老与医疗服务衔接不顺畅。养老服务与医疗卫生服务相对独立，医养护融合发展较滞后。
四是公众对临终关怀的接受程度较低。人们往往把临终关怀等同于“等死”，这导致临终关怀病房入住率低，也是各临终关怀机构陆续关停的一个重要原因。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台盟中央建议，增加临终关怀服务资源供给，推动服务标准建立。
加大政策引导，促进社会力量举办临终关怀服务专业机构。在对质量严格把关的同时，积极提供政策优惠，细化现有优惠政策，根据临终关怀服务机构实际情况量化具体税费减免方案;使临终关怀服务同治疗、康复、护理一道，形成医疗、养老服务链。
民盟中央
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江利平
农工党中央在《关于借鉴试点城市经验稳步推进长护险有效实施的提案》中指出，2020年，我国在第一批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又开展了第二批试点，这是对老年人护理保障问题在制度创新上的深度推进。通过制定出台细化制度规定，推动长期护理险落地实施，必将成为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有力措施。“在有条件的试点城市，可以探索农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江利平表示，“这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针对农村养老现状，江利平提出，要增加农村长期护理基础建设领域投入，引导社会组织和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农村公共服务，在水电定价、税收优惠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规范社会护理服务机构行业标准，制定合理收费标准，让社会护理服务机构成为长期护理保障的有力补充。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3月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报告。
报告提到，各级法院审理各类合同纠纷案件886万件，切实保护诚实守信一方合法权益，弘扬“言而有信”“有约必践”的合同精神。保护“货真价实”，惩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严惩网络欺诈、假借“以房养老”坑害老年人等违法犯罪。
严惩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该入刑的入刑，当赔偿的赔偿。严惩碰瓷犯罪，将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碰瓷团伙绳之以法。审理手机应用流量劫持案，惩治网络流量造假。开放司法区块链，支持著作权人上传作品，预防和惩治网络抄袭。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郭卫民
中央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批示，国务院办公厅去年11月印发文件，围绕老年人日常生活涉及的出行、就医、消费等7类常见事项，提出了具体举措，努力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问题。
郭卫民表示，今年，全国政协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列入重点协商计划，将组织政协委员深入研究探讨，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委员们希望全社会都行动起来，积极为老年人提供便利；同时希望年轻人多与老年人沟通交流，帮助老年人进入智能圈，融入现代生活。委员们认为，“智能化时代，一个也不能少”。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三桥派出所副所长兼金刚里社区民警杨蓉
建议，围绕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建立健康养老数据标准体系，将健康数据与养老数据融合互通，形成统一信息资源库。既便于医生诊断的准确性，利用大数据追踪、统计用药情况，也便于养老机构了解、掌握老年人的健康信息，并做出针对性的养护计划，实现对健康养老数据资源的共享利用，进一步推动康养服务的落地。
“通过为老年人佩戴智能穿戴设备、安装居家健康及安全监测设备，实现实时监护、历史活动轨迹查询、健康档案管理、SOS紧急求救、越界报警等应用，确保老人生命安全。”杨蓉表示，建立智能化养老服务平台，以智能可穿戴设备为终端、以社会养老服务资源为保障，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养老科技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天津市委主委，天津大学副校长张凤宝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民盟河南省委副主委黄改荣
她此次准备的提案是关于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希望尽快解决医养结合的难点和痛点，建立家庭医疗、社区医疗医养结合的标准，让老人在家门口安心养老治病。
黄改荣委员建议国家建设友善老龄化社区，这样可以满足老人选择居家社区养老的需求，社区内提供助餐、助浴、助乐、助学等老年友善服务场所和服务，老年人不出社区就可以享受到养老服务。
国家正在进行旧老小区的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建议将嵌入式的养老（设施）包括房屋、通讯服务、建立一个智能化的信息平台，可以在这个平台上给老人购买一些服务。如果政府把这个硬件提供了，民间资本参与，然后商业运作，这样可能会持久一些。
全国政协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谢卫
他认为，当前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参与人数和整体规模相对偏低，应更好发挥税收政策的激励作用，来推动我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和发展。
“无论参与人数还是整体规模都相对偏低，究其原因固然有试点地区和产品范围偏窄、抵扣流程复杂等问题，还在于税收激励政策不到位等方面的问题。”
税收政策在推动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要求，推动我国第三支柱发展，谢卫建议，进一步发挥税收政策激励作用。
一是进一步提高个人税收优惠政策力度。在缴费环节，建议在现有基础上适当提高第三支柱缴费的税前扣除额度，并根据社会平均工资增长、通货膨胀等因素变化进行指数化调整，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在领取环节，建议比照领取年金的个人所得税处理方式，不计入综合所得，全额单独适用个人所得税税率表计税，鼓励分期领取，降低领取时适用税率，进一步扩大受益人群。
三是统筹年金和第三支柱税收政策。美国等海外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统筹第二、第三支柱补充保险养老的发展，对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有着积极作用。
“建议进一步推动年金和第三支柱在税收方面的统筹衔接，即将缴费税收优惠政策赋予到个人，允许个人灵活选择运用于年金计划或第三支柱，为第三支柱制度的良好开端和行稳致远奠定基础。”谢卫称。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韩沂
在推动第三支柱养老保险规范发展方面，其指出我国第三支柱发展仍很不充分，仍存在第三支柱涵义内容和范围缺乏明确定义、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第三支柱养老账户管理体系，政策支持力度不足、覆盖面较窄这三个主要问题。
在推动第三支柱养老保险规范发展方面，韩沂建议要多部门共同研究，明确第三支柱的涵义、内容和范围，并出台正式文件、借鉴现有税延养老账户管理经验，扩大其运用范围、优化完善政策支持，扩大政策覆盖面这三方面建议。
首先，韩沂建议尽早明确第三支柱的具体涵义、内容和范围，特别是第三支柱产品由金融机构提供、个人自愿购买，市场化程度强，具有鲜明的金融属性，应当明确养老金融产品的具体标准，并以正式文件形式予以公布，将一定期限以上，以养老为目的的养老目标基金产品、养老保障管理产品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养老目标金融产品在符合第三支柱养老金融产品标准的前提下纳入第三支柱范畴，扩大第三支柱产品供给，方便社会群众根据自身经济情况自由选择符合条件的第三支柱养老保障产品。
其次，从借鉴现有税延养老账户管理经验，扩大其运用范围方面来看，韩沂建议参考欧美和日本第三支柱发展历程，借鉴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业务试点中的账户管理经验，扩大税延养老账户的运用范围，推动将符合前述特定条件（例如以养老为目的、领取起期在退休后等）的各类金融产品纳入税延养老账户。允许参保个人在税延养老账户中自由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金融产品，统一享受税收递延优惠，提升个人参与税延养老的自由度和便捷性。
韩沂指出，纵观世界各国，第三支柱发展较好的国家对第三支柱养老产品均提供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其建议尽快出台新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政策或明确延长试点期限，稳步推进试点扩面扩容。
在扩大税延养老账户运用范围的前提下，可以进一步针对账户而非特定养老保障产品优化完善税收和财政补贴支持政策，加大优惠补贴政策力度和覆盖面，对于收入达到一定程度的人群，以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其将收入的一部分投入第三支柱养老保障，对于收入较低或无法享受税收优惠的人群，则以财政补贴的形式吸引其主动参与第三支柱建设。
同时，韩沂建议优化完善养老金领取期税收政策，利用差异化税率引导消费者终身领取或不少于15年的长期领取，确保资金的养老用途。
全国政协委员、对外经贸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孙洁
将提交一份关于加强康养产业政策落实力度建立配套实施机制的提案。她认为，国家及各省对康养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很大，在土地供应、资金补助、税费减免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高度重视并不代表全方位正向落实，从深化发展康养产业的角度，还需加强康养产业政策落实力度，建立配套实施机制，发挥优惠政策对企业发展康养产业的激励和牵引作用。
为此，孙洁提出三点建议，包括建立健全制度保障，完善组织协调机制；优化保险供给支持，定向赋能康养发展；引入金融资本活水，充分发挥市场力量。
具体而言，在建立健全制度保障，完善组织协调机制方面，孙洁提出，健全政府康养协调合作机制。把康养工作发展指标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目标和民生实事项目，做到康养工作全国上下一盘棋。同时，出台保险行业康养配套政策。发挥保险行业养老保障优势，满足客户健康养老需求。另外，完善专项康养融资对接机制。引导各省主要金融保险机构组建省级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基金，健全省级康养融资专项对接长效机制。
在优化保险供给支持，定向赋能康养发展方面，孙洁建议，一方面鼓励发展特色康养保险产品。开发面向中低收入老年人群体的普惠养老产品，丰富养老产品供给。另一方面扩大政府购买康养服务试点。借力国家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东风，鼓励在有条件的地区加大政府购买养老服务试点推动，优先保障经济困难的孤寡、失能、高龄等老年人的康养服务。
同时，搭建保险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立政府机构、医疗机构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解决机构之间缺乏合理的医疗服务信息共享问题。另外，加大商业养老保险政策优惠力度。在实施个人税收递延政策的基础上，针对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专属养老产品实施免税政策，全面鼓励保险机构创新开发专属普惠型养老保险产品。
在引入金融资本活水，充分发挥市场力量方面，孙洁建议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大推动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参与公建民营机构建设。优先保障失能半失能、高龄以及中低收入老年人群的养老服务需求供给。二是支持CMBS（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推动康养产业轻资产模式发展。支持连锁化、品牌化的护理型康养机构发展，利于盘活企业存量资产。三是引入险企投资设立大CCRC社区。推出专项养老产业用地配套政策，保障养老服务专项土地资源供应，吸引保险公司到本省设立康养社区。四是探索推动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试点参与康养特色产业园区建设。从金融端解决仅靠养老服务难以收回前期建设成本的发展瓶颈。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泗水县苗馆镇隈泉村卫生室村医刘庆民
针对村里这些高龄并患有基础病的孤寡老人，刘庆民早就有依托卫生室打造养老服务站的想法。去年，他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呼吁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加快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
加快建立养老护理员培养机制，充实农村养老服务队伍，这是今年两会刘庆民准备提交的建议。
刘庆民说：“下一步我想着在义诊的同时，对敬老院的工作人员们进行基础的护理指导。另外我觉得卫生健康部门和民政部门要协调联动，形成一个政府购买服务的长效机制，招募村里的人员补充到养老队伍中。”
刘庆民代表认为，“十三五”以来，我国农村养老服务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政策制度不断健全，资源配置得到优化，服务网络也更加完善，特困群体兜底保障功能强化。但由于农村物质条件和配套设施等落后，部分农村老人养老仍面临窘境。
“要利用多种形式表彰宣传先进典型，在全社会营造关爱老人、孝敬父母的良好氛围。同时，开展好法律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刘庆民代表建议，对子女以各种理由不履行赡养义务、互相推诿致使赡养责任落空，以及霸占父母补助金、养老金等情形，应采取法制教育、司法督促、联合调解等方法纠正遏止。
此外，刘庆民代表还建议，通过持续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和调节不同地区养老保险基金余缺，进一步优化城镇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逐步提升农村养老的保障功能。同时，加强对农村养老护理员的培训，解决好失能失智老人缺人照料等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金李
认为，合理的老龄服务解决方案还需要基于真实可靠的数据支撑，所以想要满足老年人多层次需求、消除老龄服务供不应求的局面，做好数据工作是第一步，其次要鼓励市场对养老行业的布局，激发市场活力，更好地从供给端解决老年人问题。
由此，该提案建议，我国要加强数据收集分析，提升老龄服务水平。
具体的操作层面，可让一家信托公司提供少量的经费支持，由北京大学招募志愿者，组成一个针对某一个或者几个有代表性社区的，抽样调查小组，在街道配合下，全面调查小区内65岁以上老年人情况，包括各方面的需求：健康状况，生活情况，理财和金融安全情况。撰写有关的调查报告供决策参考和学术研究使用。
为使现代科技更好地服务于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合适的老龄服务，老年人的数据采集是基础，而数据采集不能仅通过简单的问卷或走访形式，为进一步实现科技发展带来的优势，考虑到老年人信息采集的难度，可以实施老年信息收集“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通过走访家庭，问卷填写的形式了解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状况；
第二步以合适的形式有效地使老年人完成每年一次体检，收集体检信息，以备后续使用。无论是需要自己出钱还是国家政策补贴，很多老年人对体检没有很强的积极性，导致很多体检政策失效，所以为采集信息，采取合适的手段十分重要。如对参加体检者可以提供小额的奖励金。
第三步通过在社区建立养老机构或老年人服务中心，凭借工作人员与老年人长期的交流沟通，了解老年人的心理信息，一人一档完善信息。
针对老年人一人一档建立信息档案后，根据老年人多层次的需求可以相应建立解决方案。提案中，先以健康、生活、理财三方面为例，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健康方面，根据老年人体检后的健康信息，及时向老年人及其子女提供反馈和相应的医疗手段，完善医保体系，使得老人病有所医；针对老年人健康状况不统一的情况，可在相应地区建立老年人服务站，保证小病及时治、大病不耽误的实时医疗保障。
生活方面，了解老年人生活自理情况，针对不同状况提供不同程度的老龄服务；加强与老年人的沟通交流，了解老年人心理深层次需求；建立老年人活动中心，完善活动中心的器械设备，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对闲暇时光的需求；定期开展反诈、反网骗、健康护理、科普等针对老年人的宣传或其他形式，进一步促进社会发展。
理财方面，根据老年人的财富情况，可相应开展一对一理财方案沟通，保证老年人与子女间的信息对称，让老年人对自有财富有更加清楚的认知，不必为钱担忧太多，同时也是对养老第三支柱的进一步发展。
还表示，应大力发展养老信托，发挥其制度优势，加强市场监管，推进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发展。
现在问题是金融机构或者养老机构把这些钱融集来以后呢，它把它花在别的路径上面，并没有真正是用来去投放在养老的各种事业上面去。等它钱花完以后，这些养老机构就不行了，就跑路了。这个钱呢要专款专用，首先应该放在专款专户的特定的这种信托账户下面，这个信托账户保障监督它的安全，一旦资金是用在别的用途的话呢，这个信托账户就不批准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在短期内在我们的监管和立法相对还滞后的情况下，可以尽快地去建立这个信任感。
养老信托主要是利用信托的财产独立和灵活性等功能，发挥信托账户风险隔离、灵活支付等优势，为受益人提供资金监管、权益保障、个性化分配等服务。
我之所以特别强调信托是因为具有打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一个非常强的这种综合的服务的能力，同时它又对产品从短投资期限一年期以内的，到中等投资期限到长期投资期限，三十年期甚至更长的投资，它能够拉伸这个投资的这种灵活程度。这几个方面的优势，使得信托在未来支持中国的商业化养老第三支柱中间，可能有巨大的潜力。
全国人大代表何学彬
何学彬说，随着互联网智能化服务的高速发展，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变得越来越便捷。然而，对于社会中的特殊群体，特别是体量很大的老年人而言，智能化服务的发展似乎并没有真正改变他们的生活，反倒“制约”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第二是提高政策执行力度。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要尽快建立“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工作推进机制。基层党委政府、各级部门要加强工作协同和信息共享，形成统筹推进、分工负责、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
第四是因地制宜健全政策体系。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要以《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为蓝本，围绕交通出行、问诊就医、购物消费、日常业务办理等老年群体基本生活必需的事项，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可行的操作细则和实施办法。例如，对医疗服务领域出台政策，规定所有医疗服务场所必须保留人工服务和现金支付功能；对智能手机制造企业出台激励性政策，鼓励企业对智能手机作出适老化的改造，以便老年群体更好、更便捷地操作智能手机，享受智能化服务。
第五是探索扩宽政策覆盖面。在老年群体智能服务便利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研究适应新时代新情况的利好政策，将受惠群体向残疾人、留守儿童、贫困人群、低学历群体等特殊群体延伸，逐步实现智能化服务全社会共享。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保寿险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周燕芳
对此，周燕芳建议，完善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产品的设计、加大业务发展的政府支持力度以及系统化的正面宣传及推广。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大学教授张琳
对于当前养老服务模块存在的具体问题，张琳介绍，“十三五”期间政府支持了很多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并计划在每个社区建设一家日间照料中心。但现在的日间照料中心很多是独立存在的，与养老机构不联动，日间照料中心的用餐、劳务、基础养老服务等费用都独立承担，对一家小的日间照料中心而言成本太高。
与此同时，张琳表示，日间照料中心与养老机构的联动会形成在城市的连锁发展，放管服政策实施后，设置社区养老机构的审批下放到了城市的区民政局，每个区有每个区的考虑，审批标准不统一，导致要在不同的区开设机构出现困难，使养老服务供应链的联动发展有些困难。
为此，她在建议中提出了四方面对策。一是鼓励整合城区养老机构，以核心企业为主体构建居家养老服务供应链，要求核心企业整合养老服务供应链的上下游资源，引导日间照料中心与社区嵌入式养老院、专业的养老院构建养老服务供应链，连锁发展，形成品牌经营，业态融合。连锁经营后日间照料中心可以集中供餐，医生巡回诊疗，很多成本可以在供应链上分摊。
二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日间照料中心提供的基本养老服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分类补贴，这样可以鼓励日间照料中心承担基本养老服务，成为公共产品，也可以适当增加日间照料中心的收入，让财政资金精准有效使用。
三是设置日间照料中心的基本服务内容和考核认证标准，在老年餐桌的基础上建议将送餐、助浴、慢病管理、基础医疗服务、居家服务协助、退休规划、志愿者机会等纳入服务内容。
四是养老机构的布局应该在市一级统一规划，鼓励核心企业在城市形成连锁发展，这样也便于监管。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
表示，靠医疗来应对养老问题是很难实现的，养老院的质量也难以保证，应当鼓励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地点养老更为科学。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科技行业应从产品设计之初就考虑融入老年人需求，这才是一种更具包容性、前瞻性、合理性的表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念沙
加快发展养老产业仍面临一系列制约因素。一方面，养老行业政策体系性、落地性有待提升。另一方面，支付能力与供给成本错位，盈利模式尚未完全形成。养老产业生态发展滞后，未形成良性循环。
应支持养老行业降本增效，增强“造血”能力。增强养老保障能力。加快商业养老保险等对社会资本开放，加大养老金融产品创新，完善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降低养老行业用地成本。各地应明确养老用地专项计划、供应比例，在年度建设用地计划中予以倾斜，提前部署应对老龄化；严格资格审核与监管，确保养老用地真实用途；鼓励存量改造，加大建设补贴。降低养老行业运营成本。加大财政支持与税收减免，根据养老机构星级评定实施差异化补贴政策；加大对住宅适老化、智慧养老、养老护理产品研发补贴。降低养老行业资金成本。提供专项资金支持、无息或低息长期贷款；加快将养老机构纳入公募REITs试点范围。
此外，徐念沙建议，支持“三位一体”中国特色养老模式发展。积极推广以养老机构为支撑，辐射社区、居家养老的“三位一体”养老模式。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整合闲置养老设施，支持养老机构进入街道、社区、家庭提供服务。对社区适老化改造，新建、改扩建养老设施提供财政补贴；发挥基层组织力量，推动加快构建更加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雷军
表示，当前智能制造已成为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突破口，是推动我国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不过，《智能制造发展指数报告(2020)》显示，经评估全国12000多家制造企业，有75%的企业已开始部署智能制造，但只有14%迈向了数字化阶段，只有6%呈现出明显的网络化特征。
他由此认为，我国智能制造当前还处在从“有没有”逐步转向“好不好”的发展阶段，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问题仍然存在。
对此，他提出四点具体建议：一是营造有规划可预期的宏观政策环境，引导龙头企业更好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二是推动产学研协同研发，组建创新联合体，夯实智能制造装备及关键部件的基础研发能力；三是持续培育智能制造服务平台，力争在工业软件、智能制造系统方面取得更大突破；四是通过引进来、培养好、促转型等方式，加速填补智能制造人才缺口。
帮助老年人融入科技生活是近期的社会热点之一，雷军指出，“十四五”期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以每年超过1000万的速度快速增长，到2025年60岁及以上人口或将突破3亿。当下，我国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亟待解决。
对此，他建议，应推动老年人数字化服务尽快纳入国家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指导建立智能技术适老化标准体系，推动智能技术适老场景与新兴业态融合发展，并且引导和鼓励全社会共同助力智能技术适老的宣传推广。
全国政协委员、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懿宸
他建议，整合利用现有的社会医疗服务机构特别是社区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有效资源，向包括民办在内的养老机构辐射和延伸。
针对养老领域前期投资大且整体回收周期长的行业投资特点，张懿宸表示，解决养老领域的资金难题，建议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专项金融贷款，未来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延伸到养老领域，增加源头活水。
由于养老服务行业投资高、周期性长且收益率低，为鼓励社会资本投入，他还建议优化及健全养老领域的税收政策，比如对于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采取阶梯式税收或从一定程度上进行减免企业所得税等。
同时，他建议将养老机构纳入城市规划，鼓励新建城区把养老机构作为配套设施进行建设，老旧城区通过改建扩建、租赁、资源整合等举措重点发展养护型养老机构，并鼓励民间资本共建养老机构，支持和引导国内外资金投入到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及运营中。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左定超
两会提交了《加强农村养老服务工作的建议》，并从加强农村养老的顶层设计、加强农村养老制度建设、提升农村养老能力和水平三个方面提出具体建议。“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衔接，依托农村优势资源，大力发展乡村养老、城乡互助养老等新型养老模式。”左定超说。
顶层设计方面，他希望按照城乡一体化要求，统筹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列为服务业发展重要内容;把保障供养服务机构基本运转放在突出位置，确保工作人员和机构运维所需资金及时足额列入财政预算;动员社会力量关爱服务农村老人，提升农村老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确保他们遇到困难时求助有门。
制度建设方面，他提出建立普惠型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制定与人口老龄化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动态调整的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明确服务的内涵外延、服务内容、服务标准、资格条件、供给方式等，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实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建立服务项目、标准、质量评价等行业规范，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长期照护服务。
左定超认为，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与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衔接，依托农村优势资源，大力发展乡村养老、城乡互助养老等新型模式。
在提升农村养老能力和水平方面，他建议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到2022年在每个县至少建一所以农村特困失能、残疾老年人专业照护为主的供养服务机构;实施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提升工程，完善服务标准，全面提升生活照料、应急救助救治、疾病治疗、重病看护、精神慰藉等服务水平;推动养老服务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鼓励城市居民到农村养老，支持社会资本在农村兴办面向全社会的综合养老服务机构。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资深专家梁庆凯
梁庆凯认为，与国外保险、基金、信托等多元化养老产品相比，我国个人养老产品结构过于单一。当前我国试点仅有保险纳入税优范围，税延型养老保险是当前我国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唯一形式。
而且，税延型优惠与实际需求差距较大。税延型养老保险实际使用对象为中高收入者，但实际税收优惠力度小、吸引力低。中低收入者工资收入未达到个税起征点，无法参与。
梁庆凯认为，个人养老金发展空间巨大，现有养老保险产品也有很大提升空间，为此他建议加快推进以账户制为主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
一是进一步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建议以账户制为核心，强调享受税优政策的主体是账户持有人，而不再是产品，打破养老金产品壁垒，推动个人养老金产品多元化发展；研究提高税收优惠力度，降低领取环节的税率、下调税优门槛。
二是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推进以账户制为核心的农民个人养老金试点。传统的养老产品不利于在广大农村推广。为此，在2009年建立了新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为主和个人账户制度为辅的混合型制度。因此，以账户制为核心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在广大农村具有群众基础。
三是鼓励金融机构在养老金融领域发挥各自优势。当前，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第三支柱的个人税延型养老险，个人投资决策的灵活度较低。公募基金应发挥长期赛道和投研能力优势，保险机构应充分利用政策倾斜，银行则把握理财子公司的发展契机，金融机构特色化发展将为个人带来较高的参与感，并且可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
四是大力推动个人长期养老投资的理念普及。为了平衡灵活性和资金安全性，应为个人账户自动提供多种类型的中低风险产品组合，并在事先征询基础上设立合格默认投资选择，帮助个人养成长期养老投资的理念。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郑秉文称，截至2019年底，我国四类养老金总资产达5.6万亿元。全国社保基金在2001年初创时只有200亿元，目前已达2.1万亿元；企业年金在2004年建立时只有493亿元，而今达1.8万亿元；2016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陆续开始市场化投资，规模逐渐扩大，到现在已超过1万亿元；2018年，职业年金全面启动投资运营，至今也超过7000亿元。
郑秉文建议，尽快对养老金投资管理人数量进行扩容，简化投资管理人资质的审批程序，不断完善对现有投资管理人的评估，引入更多的市场决定机制因素，完善准入和退出机制。
他表示，扩大养老金投资管理人队伍，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养老金投资业绩，另一方面也是一种现实考量。
郑秉文指出，根据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2020年底公布的研究成果，最近5年基金管理人业绩排名中，股票和债券长期投资能力排名前20位的公募基金管理人中有一半多不具有养老金投资管理资质，而在已获得资质的公司中，有些基金管理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投资能力排名位居行业的后1/2。
另外，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投资管理人数量扩容空间较大。加拿大养老金委托投资规模2000亿加元，拥有53家投资管理人；澳洲未来基金委托投资约2000亿澳元，拥有117家投资管理人；相比之下，目前我国投资管理人数量与资产比例还有较大扩容空间。
“未来几年养老基金进入投资体制的规模也是越来越大。截至2019年，四类养老金资产规模已达11.6万亿元，而实施市场化投资的仅为5.6万亿，还有一半即将实施投资。”郑秉文说。
“十四五”期间，我国应启动资产型养老金改革顶层设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第一支柱养老金制度要加强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这个问题提出十几年了，但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挂名不缴费的人从10年前的10%增加到现在的20%，很少有人像公积金那样按照实际收入进行缴费。应该将企业缴费划出8%进入到个人账户，与个人缴费8%形成1:1的配比，从而扩大到16%，以增强缴费激励性，这是做大第一支柱做大做强的根本所在。
要建立起多层次养老金体系。第二支柱建立16年了，但覆盖面只有2700万人，资产规模仅为2万亿元；第三支柱正在试点之中，只有几万人，保费收入只有几亿元，可忽略不计。未来应加大税收支持力度，加快税改，适时实施资本利得税，否则，水位低的90万亿元居民储蓄不可能流向水位高的、个税递延的养老金账户。让仅占GDP的2.5%的基金规模尽快像发达国家那样超过GDP的规模。
做大做强战略储备基金“全国社保基金”。主要发达经济体没有战略储备基金，2001年建立的“全国社保基金”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但目前只够支付全国5个月的养老金，规模太小。未来应从外汇储备中划出5000亿美元充实“全国社保基金”。
我们应尽快彻底改变和扭转目前GDP大国和养老金小国的严重失衡状态，既要做GDP大国，还要做养老金大国。养老金也是创造社会财富的长期资本：它可改善资本市场的结构，扩大机构投资者比重，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扩大股权资金的规模，有助于技术创新，有助于畅通双循环。
未来，只有资产型的养老金体系，才是应对老龄化这个“百年之虑”的“百年大计”。
全国政协委员、河东区副区长丁梅
建议：“彻底改变政府‘包办’养老的传统思维，政府可以尝试将社区养老机构“打捆”对外招标，吸引有规模的企业参与，一旦形成集团化，企业的成本就能下降，政府予以房租免除和床位补贴，以及刚刚实施的长期护理保险做支撑，为企业让利，为老服务价格就会降低，最终受惠的是老人。”
政府让位，并不等于缺位，丁梅通过调研发现，政府部门应该做好另外一件事：整合信息化平台，给为老服务企业、社区、政府部门进行数据共享，为居家老人提供个性化精准化服务搭建起智慧平台。在这方面，河东区有着行之有效的探索，2020年，河东区居家和社区综合为老服务管理平台开始运行，这一平台涵盖区里25万老年人口分布，助餐、助洁等居家服务满意度，为老服务企业考核指标等信息，这些数据是政府决策和企业为老服务的重要依据。河东区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张翔宇说，今年这个平台将基于基础数据支上，完成向智联万家数据运营中心的升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筑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周勇
一是加强区域配建规划，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医康养结合”的主要内容，是指增加区域级康养医疗配建设施，打造以“康养机构+社区医院”相结合的综合一体化模式，面向居家、社区、机构养老的老年人，在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服务的基础上，提供医疗卫生方面的服务。建议在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及旧城改造过程中，设置明确规划条件，在一定人口规模的城市片区内，配建一定规模的“医康养综合体”，出台招标制度，设置合理地价，综合考评企业运营指标和服务口碑，支持优秀运营企业获取设施，开展养老、医疗、康复一体化服务，满足本区域长者需求。
三是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提高政策扶持力度。建议加强“医康养综合体”项目用地供应，并参照社会福利用地性质设定地价，如用地为公有产权，则可设定使用年限及使用权出让规则，吸引社会上优秀养老运营企业获取用地资源。推动税费减免、创业补贴、投融资支持等优惠扶持政策落地，降低养老项目的电、水、取暖等费用标准，为养老机构减负，增强企业运营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常德临澧县四新岗镇白云村农民沈昌健
“现在很多村庄都成了‘老人村’，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增多，这也说明农村养老需求大，而农村养老公共服务设施和人员短缺。”沈昌健说，从国家层面来构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尤为紧迫，建议从政策、制度、设施、人员等方面进行研究；针对特殊困难群体，构建政府兜底的农村老年人特殊救助制度，同时积极引导、鼓励、培植民间服务机构；对于民办养老院、老年服务中心等，政府应在土地供应、配套设施、税收减免等方面提供优惠，逐步建立完善以家庭养老为基础，政策服务为依托，社会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机制。
在沈昌健看来，除了机制保障，激活农村内生动力、促进农民增收也是促进养老问题解决的有效途径，他也一直为之在积极奔走。2020年，沈昌健育出的“沈杂油1号”杂交油菜新品种有了“身份证”，顺利通过农业农村部种子备案登记，拿到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证书”。
“‘沈杂油1号’优质、产量高，抗性好，便于机械化操作，比普通油菜增产10%以上。”沈昌健免费为当地村民提供了500多斤该品种的油菜种子，覆盖近200户贫困户，并无偿为他们提供种植技术支持。“目前油菜已经进入盛花期，长势喜人，平均每亩可增收300元。”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马进
在数字化和人口老龄化重叠的时期，如何才能打破“数字鸿沟”，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马进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在老年大学、街道/区委/社区活动中心等场所开办老年手机应用培训班，征集志愿者授课，针对不同机型和操作系统开展多期培训，采用操作示范视频、图片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编写适合老年群体阅读理解的使用说明，并手把手指导老年人使用。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宏
他认为，这主要是由老年人所用的技术设备、互联网服务提供缺陷及认知结构等因素所导致。首先，许多地区的老年人使用的是“老人机”，缺乏手机扫码等智能功能。其次，一些互联网服务提供者，未能顾及老年人的使用习惯和需求，其结果是老年人被挡在了科技大门之外。最后，还有一些老年人担心上当受骗，对扫码特别是扫码支付存在戒备和排斥心理。
为此，丁佐宏委员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产品要加大适老化设计。去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提出尽快出台一批解决老年人使用智能技术的有效措施，切实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这是从国家层面，传递了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的信息。
对于功能复杂的智能手机，建议手机制造商和APP开发者，在产品的研发和设计阶段，能够针对老年人的身心特点，推出更加人性化、精细化的老年模式，提供方便老年人使用的定制化智能产品，让他们能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
二是政府公共服务保留“老办法”，不应“一刀切”。他提出，提供公共服务的单位和部门，要研究老年群体的所需所求，特别是要留出足够的人员，以老年人喜欢的、习惯的“老办法”提供优质服务。比如像银行、铁路、公共交通等单位，最好能精准划分服务对象，给老年群体预留出一定的资源，特别是老年人越来越离不开的医院，不要预约、挂号等一切都在网上办理。
同时，他建议基层政府、街道加强对现有老年大学、老年活动中心及志愿者服务团队的管理，面向老年人积极开展智能手机操作的培训普及，别让新技术成为他们生活中的“绊脚石”。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保安服务总公司海淀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企业管理部主任、一级巡逻警务站保安大队大队长、纠察队队长李勇
对于这种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无法纳入机动车登记管理，但当下又有一定规模存在的交通工具，该如何管理？李勇注意到，此前工信部曾表示将加快低速电动车的标准制定，他建议，尽快制定国家技术标准，对此类车型进行定位，确定其属性。在执法方面，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对违规车辆的生产销售查处力度，特别是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侵犯知识产权的改装车、拼凑车、假冒车进行从严查处，从源头上抓起，做到没有生产就没有买卖。同时，也应加大道路执法检查力度，严格执法，维护法律权威。
全国政协委员、搜狗公司CEO王小川
建议如下：
第一，不仅做互联网应用的适老化改造，还要在老龄化社会的基本前提下考量数字经济产业政策的全面和平衡。人工智能、5G等技术也是推动产业升级和解决劳动力不足的有力抓手。机器对人力的部分替代，会在养老等产业中弥补劳动力不足。机器辅助下人获得能力的延伸，会在自动辅助驾驶等通用生活场景中改变老龄人口的行为能力。另一方面，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经济的崛起离不开大量低廉劳动力的供给，而随着劳动人口的减少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中国原本在制造业中的竞争优势可能被其他地区替代。如果恰逢此时，传统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用机器人填补劳动力不足，将再次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第二，尊重市场规律，调动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鼓励扶持与综合监管双管齐下。一方面，政府通过监管底线问题保安全。对于针对老年人的电信诈骗和侵犯个人信息等网络犯罪，坚决打击，重拳治理。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扶持新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有益应用，通过信息化缓解医疗、教育等资源分布不均、供给不足的问题。同时，尊重市场规律，用鼓励性产业政策调动企业积极性。对于普遍适用的用户需求，形成推荐性行业标准。对于积极投身适老化改造的产品及服务，纳入示范应用目录，给予推广渠道、优惠财税等激励政策，使适老化改造迸发出市场的活力。
第三，聚合社会力量，形成产业内外协同。发挥研究机构、公益组织的作用，展开针对特殊群体的需求调研、体验反馈和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