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通过程中，纸币可以被应用于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在对纸币进行管理时，可以通过某种政策手段使货币的流通仅仅限制在商人之间，或者使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大部分交易也能够使用纸币。这种调节纸币流通范围的政策手段就是限制纸币的面额，而强行禁止银行发行小面额纸币政策的依据是这样的：
在今天看来，斯密把银行券业务尽量限制在商业范围内，防止其在居民之间的广泛使用的主张无疑限制了金融力量的充分发挥，然而这一政策的提出却是基于斯密对当时经济运行情况的准确把握和深刻认识，看似“保守”，实则隐含着缜密的逻辑。
在金属货币还占主要地位的时代，斯密提出国家应该提高纸币的发行面额，并对发行纸币的银行进行资格审核，这种观点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1772年6月，当斯密正在埋头写作《国富论》时，伦敦一家银行破产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使爱丁堡陷入了一场金融大恐慌之中，这造成爱丁堡有约1/3的银行破产关张。该事件使斯密直接认识到控制金融风险的必要性，为此他特别强调了这样两条准则：
斯密说：“慎重的银行活动用纸币替代金银，夸张一点的话，简直就像在空中凌空架轨，使昔日大多数的通衢大道变成良好的牧场和稻田，并大大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也就是说，在有效的金融风险控制之下，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以带来极大的繁荣。从这种意义上说，金融风险控制可以称得上是一道通向繁荣之门。
只宜贴现真实票据，而不可贴现循环票据。如果贴现循环票据，银行里的现金就会像水池中的水由于进入量小于流出量而趋于干涸。
究竟是音乐家的动情歌唱更有价值，还是铁匠的挥汗如雨更具意义？
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辨析两个概念开始。有一种劳动投入在劳动对象上能够增加它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前者因为可以生产价值，所以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称为非生产性劳动。
对这两种不同属性的劳动的认识实际上是斯密研究资本积累问题的起点。
斯密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劳动，一种是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能使劳动对象增值；另一种是非生产性劳动，它不能使劳动对象增值。前者如由制造业的工人付出的劳动，后者包括君王和官吏、律师、歌唱家等付出的劳动。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欧洲，以英国为代表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展现出一幅勤劳富足、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同时期另外一些国家和城邦则在封建领主经济占主导的经济格局下日益腐化没落。导致富足与贫困的界限究竟在哪儿？这要从年产品的分配讲起。
由土地和生产性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年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就有一部分被指定作为补偿资本的基金，还有一部分作为地租或利润的收入。
先来看用于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年产品（可被称作“资本”）。这部分年产品不会立即被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而是首先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因为把一部分资产作为资本而投入的人，无不希望收回资本并取得利润的，因此，他只会雇佣生产性劳动者。这项资产首先发挥资本的作用，然后转化成了生产性劳动者的收入。再者，生产性劳动者在获得这部分工资收入之后，也不可能在维持生活所需之外留有太多节余。
再来看作为地租或利润的收入（可被称作“收入”）。这部分年产品既可能被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也可能被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这部分年产品多为大领主和富商获得，大体上，他们更倾向于雇佣非生产性劳动者为自己的享受提供服务。尤其是大领主，其支出中的大部分会被用来供养游手好闲的人（例如食客和歌伎），而不是勤劳、能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者。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封建领主代表的生产力较新兴的资本主义而言是腐朽的。
随便在哪一个国家里，生产者对非生产者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年产品分配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而且这一比例在富国和穷国又极不相同。在斯密那个年代，欧洲富国基本上都选择把大规模的资本投入到商业和制造业上，与穷国相比，富国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也大得多，同时，与直接归属于地租和利润的部分比较，它在年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也大得多。至此，国富、国穷之谜从年产品的分配比例中也找到了答案。
斯密认为，无论是以欧洲的富国和穷国相比，还是以封建领主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相比，它们在年产品如何划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方面都有很大区别。
笔者认为，非生产性劳动还可以继续分成2类，
关于资本积累，斯密谈到了以下几点：
尽管亚当·斯密把资本积累的原因归结为资本家的“节俭”的观点值得商榷，但不可否认，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对“节俭”的推崇是十分必要的。同时，资本家的节俭相对于封建大领主的骄奢淫逸，也更具进步意义。
笔者思考：
笔者认为，斯密的这种思考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是一种供给思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如果社会上每个人都把年盈余用作投资再生产、购买更多的机器设备、雇佣更多工人，那么可以想见，社会的总产出会不断增加，但是因为短期内消费的人变少了，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无人消费，这反过来又会导致供给过剩，从而抑制生产，最终导致投资再生产的效率降低，社会总财富减少。
在亚当·斯密看来，滥用资本就如同把敬神之用的基金收入转移给渎神之用的人一样，是把父兄节省下来打算干点儿事业的钱，拿来维持许多游手好闲的人。换句话说，奢侈和妄为都被斯密看成是“亵渎神灵”的行为。
奢侈的罪过在于蚕食了资本，它对一国经济造成的恶劣影响却远不止于此：
妄为的结果和奢侈相同，农业、矿业、渔业、商业和工业上一切不谨慎和没有成功希望的计划，都会使雇佣生产性劳动的资金呈现出减少趋势。固然，投入到这种计划上的资本也只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但由于使用不当，他们消费的价值无法被充分地再生产出来，与使用恰当的计划相比，总不免要减少社会上的生产资金。
关于斯密的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一国中只有1/10的人在从事农业和工业制成品的生产，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供全国人民共同使用，当然，这是通过货币交易的方式完成的。现在这另外9/10的人在吃穿用度的时候不进行任何实际生产性活动，而是为彼此提供非生产性服务，例如剪头发、按摩、唱歌等服务。诚然，这另外9/10的人会过的很快乐，但是从整体看上，国家的整体财富是在逐年减少的，因为很简单，社会总产出<社会总消耗。
当然，抛开个人消费对国家财富增长的影响不谈，将开支用于款待宾客并不一定比一味购置耐用消费品更加恶劣。如果一个人总是喜欢把大多数支出都用于购买珠宝、衣服等琐碎物件，那么此人的性格可能不仅是轻浮的，而且是卑鄙和自私的。
斯密赞赏节俭，赞成购买耐用的消费品，反对把资产用于奢侈品，他分析出个人的消费行为对财富积累造成的影响有以下几点：
亚当·斯密对借贷行为有深刻认识，他为我们分析了借贷双方的动机，指出借贷行为的本质是对社会年产品支配权的转让。
在信用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借贷行为已经成为个人、企业，甚至国家（通过发行国债）获取资金的重要手段。
斯密首先分析了借贷双方各自从事这一活动的目的。
再来看谁会成为潜在的借款者。借钱消费的人不久就会破产，而借钱给他的人也会为自己的不谨慎感到后悔。因此，相对而言，更多的借贷资本会被出借给谨慎而勤劳的资本家，用在有用之途上。借钱进行消费而不创造利润的通常只有以不动产作抵押的乡绅，为了满足其奢华的生活，在无法继续赊欠商人货款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借贷。需要说明的是，借来的钱不是用于日常花销，而是为了补偿以前花掉的资本。
斯密还为我们分析了借贷行为的本质。无论是借贷本金还是偿付利息都是通过货币进行的，然而，借款人和贷款人实际想要的都不是货币，而是货币的价值。以满足消费为目的的借款人借入的实际上是消费品，而借款雇佣劳动者的人，他所借入的事实上也是包括工具、食物、原料等在内的商品。因此，贷出货币这种行为的实质就是贷款人把自己对社会年产品的一部分支配权转让给了借款人。
利息是资本使用者对资本所有者的一种回报，事实上它就是资本的“价格”。影响利息高低的因素是社会上用于贷出取息的资本数量。
我们常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想获得利益，必先付出一定的代价。在借贷行为中也存在这样一种逻辑，即借入他人贷出取息的资产，无论是用于个人消费，还是用于雇佣生产性劳动者创造利润，都需要给资产的所有者，或者说贷款人相应的报酬，这种报酬就是“利息”。
用于贷出取息的资产属于劳动和土地所创造的年产品的一部分，它在被创造之初就已经被事先预定为用于贷出取息，并且它的所有人不愿劳神费力地亲自运用此类资产。由于这种资本都是通过货币来贷出和偿还的，所以它构成了所谓的货币的权益。
在货币权益中，货币更像是一种权利证书，将所有者不愿意亲自运用的资本从一个人手中转移至另一人手中。这样说来，贷出取息的资本可以被看做是一种转让，由贷款人向借款人转让的一大部分的年产品，其条件是借款人在借款期内每年要转让给贷款人一小部分年产品作为回报，这就称为利息。虽然货币在这中间起到了转让证书的作用，但它本身却和它所转让的东西不同，实际转让的是年产品而非货币。
利息的高低实际上是由一种传导机制所决定的。
斯密认为，贷出取息的资本实质是贷款人转让的年产品使用权，而利息的实质就是借款人在借款期内回报给贷款人的一小部分产品。
与同时期的其他伟大学者相比，亚当·斯密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认识到了导致利率变化的主因是资本利润，而非金银数量。
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商品交换权利，它与商品价值是等比例放大的。不管一国的货币增加多少，如果同样一笔贷出投资所获得的收益也能等比例放大，那么用于贷出的货币的价值就是不变的，利率也即不变。但是，如果贷出的货币不能得到等比例的商品收益，那么即贷出货币的收益率下降了，利率自然也会下降了，因为贷出货币不值钱了。
斯密首先探讨了国家禁止收取货币利息的情况。一国采取这一政策的初衷常常是防止资本所有者“不劳而获”，或是禁绝高利贷行为，但实际上这种政策很难达到政府预想的效果。利用货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获得一些东西，因此，为了使用货币就必须付出一些相应的东西。在禁止收取货币利息的政策之下，由于政府会对收取利息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债务人不仅要为使用货币支付代价，还要为债权人的潜在风险提供补偿，这样反而增加了高利贷的罪恶。这就类似于国家规定了最低工资，本意是为了提高工人的生活待遇，结果却导致了更多低水平工人的失业，工厂因为最低工资的缘故，不得不减少招聘，并提高招工的技术标准。
在设定法定利率的情况下，又分两种情况：
一般市场利率还会影响土地的一般市场价格。资本所有者会计算是把资本用于购置土地还是贷出取息才能带给自己更多的好处。相对于高风险的借贷行为，购置土地的安全性更高，这使得资本所有者宁愿从土地中取得较小收益，也不愿将资本贷出取息获得更大收入。这时只有利息可以补偿两种收入之间的差额，利息越高，更多的资本就会用来贷出取息，土地的价格就会下降；反之，利率越低，土地的价格就会越高。
手握资本，意味着你掌握着部分年产品的完全支配权，然而怎样才能用这部分年产品维持尽可能多的生产性劳动，进而创造更多的利润，就要看资本是如何运用的了。
关于资本的使用方法，亚当·斯密将其归为4类：
这4种资本使用方法中的任何一种，对整个社会的一般福利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4种使用方法之间还存在内在的相互依存关系。
斯密对零售业的论述格外详细，其中还首次谈到了竞争之利和垄断之弊。他认为数量众多的零售商会产生激烈的竞争，虽然有时这种竞争会造成部分商人破产，但却会使消费者从竞争中“渔翁得利”，进而提高公众福利。但假如全部商业掌握在一两个人手中，就会出现贱买贵卖，从而损害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
初始资本数量相同的几个人，在经过若干年的经营之后，有些可能已是家财万贯，而有的则或许会变得身无分文甚至负债累累。虽然所有资本都只是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然而等量资本所能维持和推动的生产性劳动数量却随资本用途的差异而大有不同，等量资本对所属社会的土地和劳动年产值的增加比例也完全不同。
综上所述，就资本运用途径对生产性劳动的推动，进而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加而言，农业优于制造业，制造业优于批发业，批发业又优于零售业。
在繁复多变的贸易行为背后是资本的往来流转，由于存在资本回收速度的差异，不同贸易方式对一国生产性劳动的推动作用大不相同。
西西里的时髦人物穿着其他国家制造的丝绸，其原料却是自己国家生产的；西班牙的羊毛有一部分在英国加工，随后又有一部分呢绒送回了西班牙；里昂制成品的原料产地与这些产品的消费地也可能相隔万里……造就这种奇妙景象的原动力，正是贸易及其背后的资本运作。
对外贸易和运输贸易的发展是一国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由违反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的贸易政策促成的。
任何国家在制定政策时，都可能会由于过分强调此种政策所带来的某一方面的好处，而人为阻碍了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然流动。事实上，放任资源自然地自行流动往往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一国在贸易中的资本配置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