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入保险业可以说是有点“阴差阳错”，因为，最初我是学航海的。我是高考恢复以后的第一届，即“77届”的，当时的高考，真可谓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因为，那是“文化大革命”废除高考制度多年后，“拨乱反正”的恢复与重启，积累了那么多年的学生，都想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特别是像我这样在农村插队多年的“知识青年”，更是如此。
随后，在自己的努力下，我考上了集美航海专科学校，即现在的集美航海学院，是交通部的直属院校。
应当讲“77届”，也包括“78届”，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属于一种特殊的存在，当时他们可以说是社会的佼佼者，均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又到最艰苦的环境中经过了磨砺，对人生和生活有了深刻的体悟，然后再凭着执着和坚守，突破重围，脱颖而出，终于获得了提升自我和改变命运的机会，进入高校。
因此，他们对学习是倍加珍惜，并如饥似渴，真可谓是“无须扬鞭自奋蹄”。这也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后都走上了重要岗位，成就一番事业背后的原因所在。
到了我毕业分配的时候，正赶上国家改革开放大发展的时代，各个领域均急需人才，也包括香港。香港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有许多中资机构，如华润集团、招商局、中国银行、中国旅行社等。
当时配合国家的对外开放，招商局要进一步扩大航运事业，决定设立航运公司，于是，就到我们学校来招生，挑的是最好的学生，我就被招商局选中，去了香港。
1980年，我到了香港招商局旗下的明华船务有限公司，开始了我的航海生涯。从实习生到水手，从驾驶助理到三副、二副、大副，最后，做到了代理船长。
我在海上工作了七八个年头，可谓是走南闯北，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也大大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因为，在那个年代，出国是非常不容易的，而我则属于是“免费旅游”，去了四十多个国家，“走南闯北”的经历，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我的眼界和境界，乃至思维方式。这种影响，可以说让我“受益终身”。
后来，一是结婚了，有了家小，二是觉得“父母在不远游”，在一个机缘巧合下，就回到了家乡福建，进入保险行业，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
王和与父亲
我进入保险业，真可以说是“阴差阳错”和“机缘巧合”。我父亲有个老战友，就是当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福建省分公司的总经理陈守云，有一次他们在聊天时说起我，我父亲介绍了我的情况，陈守云就说：
我们现在做的涉外保险，特别是货物运输保险、船舶保险，特别需要这方面的人才。于是，他们一拍即合，1988年我就被调入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国际业务部。
但非常幸运的是，在我进入保险业不久，就得到了一个机会，即“兰丁格尔奖学金计划”，这个计划是由英国的一位保险界友好人士兰丁格尔先生资助设立的，每年从中国保险行业中选拔两个人，到英国伦敦进行为期半年的培训实习。
于是，我和广东分公司国际业务部的林德雄就成为了第一批的受益者。
伦敦的半年，可以说是奠定了我保险职业和学术生涯的基础，一方面是安排我们培训的公司，即著名的C.T.Bowring保险经纪公司，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极大的便利。
另一方面是当时我国保险的基础相对薄弱，特别是基础理论和技术方面，于是，我可以说是竭尽所能地收集资料。
每天下班之后，我就在楼道里的复印机旁不停地复印，最后，我搜集了十几大箱的资料。
进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之后，就开始从事船舶保险业务。当时的福建虽然不属于航运大省，但由于福州、泉州、厦门等港口的存在，但还是有一定的船舶保险业务。
船舶保险属于专业性非常强的领域，特别是涉及大量船舶、航运和造（修）船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特别需要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于是，我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福建省分公司国际业务部的船舶保险科，开启了我的保险职业生涯。
之后，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开展各种投资，就有了财产、责任保险的需求，这些业务被统称为“非水险”业务，国际业务部为此成立了非水险科，我就成为了第一任的科长，开启了我作为“管理者”的职业生涯。
正当我按部就班地专注保险业务经营管理工作的时候，一个历史性的机遇悄然而至。当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国有企业的体制机制改革正在我国兴起，作为国有企业的人保，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陈守云总经理极具政治敏锐地意识到人保的未来将面临诸多挑战，唯有改革才是出路，尤其是人事制度改革。要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的人才选拔制度，通过市场和竞争机制，选拔优秀人才，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于是，她决定在国际部搞竞聘上岗的试点，我就是通过这次竞聘上岗的机会，成为了国际业务部的总经理。
时至今日，我仍然非常感恩陈总，是她的识人能力和用人魄力，给了我一个“脱颖而出”的机会，因为，当时公司的情况相对复杂，对于我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是她力排众议地任用了我，而且，在之后的工作中又给了很多的支持和鼓励。
所以，我在这次的改革中，既是当事人，也是受益者，同时，也正是这次机会，成就了日后职业生涯的发展。而我也没有辜负她的期望，将福建省分公司的国际业务部经营成为系统的先进单位，得到了总公司的肯定和好评，我向大家，也包括陈总，证明了我自己。
正当我在福建省公司国际业务部工作开展的顺风顺水时，职业生涯出现了一次转折。当时人保总公司将赵一平从辽宁省分公司调到厦门分公司当总经理，由于人生地不熟，有点“孤军奋战”的味道。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两个人碰在一起，在谈论企业管理和保险经营的过程中，发现我们有许多共识，于是，他就希望我能够去厦门，与他共事，共同成就一番事业，在他的努力下，包括到总公司游说，最终，我于1997年被调到了厦门分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在厦门分公司班子的工作期间，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渡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ISO9000项目，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让厦门人保“一战成名”，也成为了人保系统的“焦点”。
这个项目的背景是由于当时公司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屡禁不止，而且，容易由于小问题引发大麻烦，那么，如何解决成为管理的难题。我提出了可以通过全面导入ISO9000系统，强化管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ISO9000体系，就是质量体系标准，它属于一种管理工具，就是把所有的工作流程都予以明确化、标准化、规范化，使每一个工作环节都处于受控状态，形成闭环。
通俗说，就是：说你所做，写你所说，做你所写。即把你要做的事情，正确、规范地说一遍，然后，将你说的，用规章制度的语言写下来，再然后，在每一次的工作中，均严格地按照你所写下的去做。
ISO9000的导入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保险经营中的顽疾，尽管一开始的阻力还是很大，还有人将“ISO9000”戏称“碍手碍脚”，但公司领导层，特别是赵总力排众议，全力推进。
在公司上下的共同努力下，1999年3月，厦门人保得到了中国进出口商品质量认证中心和挪威船级社的国内国外双认证，获得了ISO9002证书，这在整个人保系统，乃至行业均是第一家。同时，公司的经营质量管理也因此上了一个大台阶。
由于ISO9000项目的成功，特别是《中国保险报》进行了专门的采访和报道，使得厦门分公司的这一项目得到了总公司的高度重视和认可，在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调研之后，总公司决定在全系统推广ISO9000，并率先大连、青岛、宁波、深圳实施。
随后，当时人保总公司唐运祥总经理也专程到厦门考察ISO9000的实施情况，在听完我的汇报之后，他高度评价和肯定了项目工作，并敏锐地提出这是解决当时人保系统管理顽疾的一剂“对症药”，提出要在全系统推广厦门的经验。
与此同时，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对我的能力也有了一个基本判断，于是，提出要调我去总公司工作。
一开始我是非常拒绝的，因为，当时我在厦门的“小日子”过的非常好，厦门的公司环境很好，班子团结和谐，工作方面可以说是得心应手。
同时，厦门的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也很好，我没有理由离开，所以，就明确拒绝了总公司的提议。
但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唐运祥总经理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驱使他没有放弃，更令人钦佩的是，他并没有以职务和地位“强迫”我，而是语重心长地与我谈心，他动情地对我说：
“王和，我是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身份来跟你谈，我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保的发展，希望你能够到总公司来。”
那个场景我记忆犹新，他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没有理由拒绝。更让我感动的是，唐总说：
于是，我就北上进京了，这一干，就干到了退休。当我每每回想起这一段的经历，以及日后自己在专业和事业上取得的成绩，总是对唐总有着满满的感激之情，是他“发现”了我，也是他“成就”了我。
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当年唐总的“慧眼”，就没有我后来的一切。
为了给我提供更好的“舞台”，在唐总的提议下，公司专门成立产品开发中心，这是行业第一家成立专门的产品研发部门的公司，由公司总裁王毅任中心主任，我是常务副主任，可见部门的“规格”和“分量”。
这么设置的目的，一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公司对产品创新和研发的重视，二是为了更好地协调系统内的工作。同时，在公司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组织保障下，各项工作顺利展开，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客观讲，当时人保的产品开发中心对行业的发展与进步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平台上，我不仅能为公司的创新发展做贡献，也能够为行业的创新发展做贡献，这一点，在2002年行业商业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当时由我带领的人保财险团队成为了这次改革的“主力军”，我们研究并开创性地建立我国车险的风险保费精算理论与模型，建设性地提出了区域费率体系，确保了我国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顺利实施和持续健康发展。
一直以来，数学，肯定不是我的强项，同时，我也不是从事寿险经营管理的，所以，我与精算的结缘有点“阴差阳错”的味道。
首先，保险精算，通常被认为是寿险精算，因为，寿险的经营对象、条件和环境能够较好地满足大数法则，也包括精算的数理基础要求，即通过《生命表》能够揭示寿命的规律，计算和确定产品的价格，这就是寿险精算的重要基础。
而非寿险，无论是财产保险，还是责任保险的风险均是“不均衡”的，同时，也没有足够多的同质风险进行分散。从原理上看，非寿险是不符合精算要求的，是难以进行精算的。
因此，从全球范围看，非寿险更多是采用“损失率”，或者是历史损失数据进行定价的，但这种定价技术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端，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2001年我国开启了车险费率的市场化改革，因为，随着汽车进入千家万户，汽车保险也成为了“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汽车保险的价格是怎么确定的，这种确定方式科学、公平合理吗？传统的“损失率”的说法是难以被接受的，因此，车险的精算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作为精算的“非专业人士”，我恰恰也没有传统思维带来的局限与束缚，我认为中国汽车的数量，足以满足精算对“大数”的要求，完全可以利用精算技术，更科学地开展车险的风险分析与定价。
于是，在借鉴寿险精算理论和技术的基础上，我开创性地进行了非寿险精算体系理论和技术建设的探索，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初步奠定了非寿险精算的基础，并将其应用到车险定价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我也因此得到了行业同仁，特别是精算专业人员的认可，2022年我被推选为中国精算师协会会长，使得我能够为行业精算事业的发展做更多的事，特别是将数字科技全面导入认知科学和精算，在此基础上，重构精算理论与技术，让精算在行业发展，乃至社会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提升公司的精算能力，公司成立了精算部，按照公司的安排，由我分管精算部工作，也开启了我的“精算之旅”。
在这个过程中，我提出时代在发展，精算也要与时俱进。传统精算的逻辑是：
“让历史告诉未来”，即通过收集整理历史数据，从中找到规律，以此预测未来。
我认为，当下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了，许多变化，按照历史的认识是难以解释的。
因此，历史不能决定未来，未来是由未来决定的。你首先要理解当下，然后才能预测未来，所以，应当是“让未来告诉未来”。
后来我跟英国精算师协会的一位会长谈了我的想法，他高度很认同我的观点。
作为保险，特别是寿险经营的基础“生命表”，我提出了一个“动态生命表”的概念。一直以来，寿险的经营都是传统的“生命表”作为基础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生命表”的时效性和科学性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我们不能“墨守”传统的“生命表”，而是应该用一种积极、动态和发展的态度对待它，依托和利用社会“大数据库”，不断用更新的数据修正并完善它，打造一种与时俱进的“动态生命表”。
即围绕生命特征，建立实时和多维的数据库。
因为，在过去我们能够获取的数据是非常有限，维度也很单一，因此，不能很好地描述风险，但现在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整个世界均被数字化了，我们能够获取的数据越来越多，不仅是数量，还包括质量，不仅是精度，还包括维度，而这些将从根本上改变风险认知与保险经营，给行业的发展带来全新的视角和空间。
“交强险”的全称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提出的背景是我国于2004年5月起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提出，“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2006年3月，国务院颁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并于200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但作为一种全新的制度，我国交强险的实施，还是遇到了许多挑战，特别是在交强险运行一年之后，按照规定保险行业向社会公布了经营数据。
为了解决存在的问题，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切实完善交强险制度，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保监会决定以“交强险费率调整听证会”的方式，就交强险的经营管理等诸多问题，与社会，包括消费者进行专门和专业的交流，以实现释疑解惑，相互理解的目的。
为了更好地开好“听证会”，监管部门和行业高度重视，调集行业的“精兵强将”，成立了听证会专家组，包括了保险、法律、精算、财务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我当时被委任为专家组的“牵头人”，具体负责听证工作。
专家组进行了集中和封闭式准备：
首先，是对国外强制保险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就交强险的基础逻辑、基本原则和基本框架进行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就我国的交强险运行一年的情况，进行专业的梳理和分析，特别是分析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
第三，根据交强险的经营情况，就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建议方案。
同时，专家组就社会和消费者代表可能关心的问题，认真研究，系统梳理数据，提出了回答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预设了几百个问题，模拟了现场问答的场景，通过“角色扮演”和“自问自答”，进行了多次“彩排”，保监会的领导还进行了现场观摩和指导。
2007年12月14日，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听”的交强险费率调整听证会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中央电视台还做了转播。
保监会统计信息部副主任裴光担任听证会主持人，监管部门出席听证会的有财务会计部副主任江先学、财产保险监管部副主任董波和产品处副处长曹海菁、法规部副主任林琳。
社会公众方面，总共有22人，包括投保人代表12人、社会公众代表４人、有关协会代表３人（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北京市道路运输协会代表）、专家代表３人（中央财经大学郝演苏教授、北京大学郑伟教授、南开大学朱铭来教授），以及旁听人员15人，包括前期质疑交强险“暴利”的律师事务所的代表。
保险行业方面是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名义出现的，由我带领着专家组的几个成员参加，我是总负责和主答辩。参与公众代表每个人都发了言，虽然限定每人发言5分钟，但基本上都超时了。
所以，听证会从下午两点半一直开到晚上快八点，历时五个多小时，尽管过程是“口枪舌剑”和“针锋相对”的交锋，但最终还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实现了相互交流，相互理解，取得共识的目的，听证会也可以说是一场面向全社会的保险知识普及课，让投保人和社会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保险。
因此，在推动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方面，我更多是出于一种“家国情怀”，“孜孜不倦”地努力，“不遗余力”地推动。同时，只要有机会，就会为我国的巨灾保险制度建设“鼓”与“呼”，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我是“巨灾保险的祥林嫂”。
在我国，就巨灾保险制度建设问题，始终存在着“要不要”和“怎么做”的问题：前者是一个政治问题，后者是一个技术问题。
但二者又是相互联系，而且是互为前提的，因此，需要站在一定的政治高度看问题，思考解决的原则和思路。同时，要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解决社会总效率问题，确保制度的公平合理。
关于“要不要”的问题，有些观点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问题可以由国家出面解决，一旦巨灾发生了，可以通过财政进行救济和重建，没有必要搞巨灾保险。
但我始终认为这种认识是狭隘和落后的，就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看，以公共财政为代表的现代社会治理和财政管理模式，是难以应对巨大的突发性救灾和重建支出的，需要一种专门的制度安排。同时，传统模式也容易滋生对政府和财政的依赖，社会的总体效率相对较低。
关于“怎么做”的问题，需要从理论、模式和技术创新三个方面同时发力：
就理论而言，我们需要赋予传统的举国体制以全新内涵，即建设“新举国体制”，将巨灾保险定位为“准公共产品”。
就模式而言，我们要积极探索“量力而行”、“以收定支”和“保基本”思路，实现模式创新。
就技术而言，要充分利用遥感技术和大数据资源，在产品定价等领域，积极进行探索。同时，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兼顾公平和效率。
最重要的是2010年，国务院将“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列入了15个金融领域重大课题，并明确由保监会牵头成立课题组开展研究，课题组成员单位包括了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法制办、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民政部、水利部、农业部、地震局、气象局等12个部委，并由保监会的吴定富主席担任研究课题组组长。
课题组下设工作组，由保监会产险部主任李劲夫任组长，各成员单位指定专人参加工作组。但主要还是保险系统的人，包括保监会的产险部、政研室、国际部、法规部，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国保险学会，以及人保财险和中国再保险两家公司。
人保财险无疑是主力，当时我带着人保财险的精算部、产品开发部、财会部的一批精兵强将，全力投入课题研究工作。课题组采用“全封闭”的方式开展工作，从2月底启动，到6月份完成研究报告，我是全程参与了这个项目，并在其中扮演一个“总协调人”的角色。
之后，保监会将《关于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调研报告》上报国务院，报告由一个主报告、两个实施方案，即《建立我国农业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子方案》和《建立我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保险制度子方案》，以及一份参考资料，即《部分国家和地区巨灾保险制度的实践与启示》组成。
巨灾保险制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面临的技术问题也是难以回避的。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难题，成为了制度建设的关键。
为此，我将我国巨灾保险制度需要回答的问题，归结为五大问题：
一是模式问题，即是官办，还是民办，或是官民结合？
二是承保能力问题，即如何解决巨灾风险损失“击穿”的问题？
三是基金归集问题，即是否采用法定的方式？
四是责任与限额问题，责任范围与赔偿限额的确定；
五是定价问题，科学、合理和可行如何兼顾。
近年来，作为巨灾风险管理和巨灾保险的研究者，我参与了不计其数的专题会议，也不断地介绍和讲解巨灾保险制度建设问题，但仍感到受众是相对有限的。
2014年11月,宁波市政府率先开展了巨灾保险制度建设的探索，出台了《关于开展巨灾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自2014年底起，宁波市财政每年出资向保险公司购买巨灾保险，为全市城乡居民及外来人口因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和群体性踩踏等突发公共安全事件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提供补偿，成为全国首个财产和人身伤亡相结合的公共巨灾保险制度。
2016年5月，保监会和财政部出台了《建立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按照民生优先原则，选择地震灾害为主要灾因，以住宅这一城乡居民最重要的财产为保障对象，拟先行建立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
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建设，仍跳不出“抽象重视，具象漠视”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巨灾保险制度建设仍然在路上，因此，“同志尚需努力”。
中国精算师协会
回顾我的职业生涯，乃至退休之后的现在，可以说是与保险结下了“不解之缘”。
最后，想用我在《保险的未来》书中的一段话，作为这次访谈的结语：
王和，博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精算师协会会长，国家大数据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国保监会重大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20余所高校客座教授，曾任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监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