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是教育服务社会的优势所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是提高教育精神文明质量的重要举措
校园传承能扭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传承链条濒临断裂的局面，能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找到一剂良方，在学校中进行发展性传承，就是在保护其基因和文化生态的同时，树立发展性思维，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兼收并蓄和开放包容。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各种方式，用理解的方式来教学，探索寻找出行之有效的教学传承模式，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保护；通过学校的课堂行为让更多的人感知、熟悉、传习非遗文化；通过在学校的交流、展示及传承，培育传承机制，培养后继传人；通过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最终形成全民学习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境和氛围。以此为契机，对于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并将文化在校园内不断的传承，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教育传承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是符合历史客观规律的，关于非物质的遗产的教育传承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2]中国艺术研究院著：《中国非物质文化普查手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1
[3]苑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程》，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2006.10
[4]周和平：《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土族“纳顿”传承及传承人保护
论及“传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意义，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正式确定了“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和“通过全社会的努力，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使我国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的工作目标。而且，为加强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文化部已命名公布了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1488名，并从2008年开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中，按每人每年8000元的标准予以资助，鼓励和资助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2011年起，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万元。2009年6月，原人事部、文化部共同授予35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称号，享受省部级劳模待遇。可见，“传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性。
一
据专家分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形式大体有两种：一种是自然性传承，一种是社会性传承。
自然性传承是指在无社会干预性力量的前提下，完全依赖个体行为的某种自然性的传承延续。自然性传承又可分为群体传承、家族（或家庭）传承和神授传承。
1.群体传承是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当中，大部分的内容和形式是由众多的社会成员（群体）共同参与创造和完成，通过众多的社会成员（群体）传授的方式，世世代代传承至今的。如青海民和三川土族“纳顿”、玉树锅庄舞、九曲黄河灯会等。群体传承方式大致有三类：一是风俗或礼俗类；二是岁时节令类；三是大型民俗节日活动类。
2.家族（或家庭）传承，是最典型的个体之间的“口传身授”，这种传承专业性、技艺性比较强，而且在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进行传授。一般传内不传外，甚至传男不传女（也有例外）。如民族民间的口传文艺、手工技艺、民俗技能、中医等。
3.神授传承以“托梦说”或“神授说”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种传承现实和理论观点，在我国史诗传承学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如藏族史诗《格萨尔王》的传承则强烈地体现了“托梦说”与“神授说”的传承特征。
社会性传承是指在社会某些力量干预下的传承，包括行政部门、立法机构、社会团体的各种行为干预和支持。这种社会性传承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通过社会干预性力量支持或保障自然传承活动的实现，包括采取法律、技术、行政、财政等措施，建立传承人保障制度，提供相应的生活待遇和社会待遇，为其带徒授业、展示技能、开发产品等创造条件，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其二，有效保护、维护传承活动所赖以生存的特定文化生态环境和社区环境，将文化生态环境、社区文化环境的保护作为政府经济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发展和城乡建设发展规划中，并付诸实施，使自然传承活动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和土壤；其三，通过教育途径将传承活动纳入其中，使其成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教育活动、社会知识文化发展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二
“纳顿”是土族语，为“娱乐和玩耍”之意，是青海和三川地区土族独有的传统节日和民俗活动。其规模之大、气势之雄浑、内容之丰富、历史文化意蕴之深厚以及群众参与的狂热程度，实为全国罕见。每年农历七月十二从中川乡的宋家村、鄂家村开始，至九月十五朱家村结束，长达两个多月，堪称为世界上最长的狂欢节。
所以说，“纳顿”应属于“群体传承”类型。因“纳顿”的形式仅局限于土族文化范围内，群众集体参与、集体传承同一种民俗活动，显示了组成这个群体的共同的文化心理和信仰，同时涵盖了“岁时节令”和“民俗节日”仪式与内涵。
土族“纳顿”包含土族的历史、信仰、习俗、神话传说、艺术形式等诸多文化内容，这些丰富而古老的民族文化元素历经诸多世纪的衍变和发展，以其原生形态或衍生形态传承至今。“纳顿”与重大庙会、重大节庆、祭奠分不开，这样复杂的活动需要有一定专业知识和组织能力的人来指挥、协调，如选出的某个杰出的会首等。
“纳顿”在整个活动中，是通过一个能够高效运转、分工严明、各司其职的民间组织体系来调动全村上百人参与传承这项重大民俗活动。每年秋后由村民选举产生新一届的组织领导（称其为“会首”，会首所辖属的骨干称为“大牌头”和“小牌头”）。这类民间组织由村镇一些德高望重而且热心公益活动的老者和能干、公道的若干人士组成。班子成立以后，由他们负责一年的事务，为次年的“纳顿”做准备，逐一落实各项活动。而众人必须服从领导，不服从管理者，可以给予一定的处罚。
“纳顿”活动组织管理方式的传承，没有任何固定的传承师傅，都是在每年轮流担任具体工作中耳濡目染，逐渐培养起来的，在实践活动中，一点一滴地逐渐积累而成。普通成员，在一年的工作期间，会接触到“大牌头”处理各种问题的机会，而他们的本职工作可向“大牌头”、曾经担任过重要角色的人咨询，也可向自己家中曾经担任过类似角色的人讨教，也就能够完成各种任务了。一次经历，就是一次深刻的学习过程。在不断的轮流充任各种角色中，完成着它自身的传承，也就完成着属于它的社会化、习俗化过程。
“纳顿”的传承形式较为独特，除以上传承方式外，还以民间信仰为纽带进行传承。一般，“纳顿”的组织实施，都是以“地方神”为权威来进行的，“人与神约”，民间认为“牌头”们是为“地方神”跑腿的，各种事务都是为“地方神”效力的。由于信仰的巨大威力，每个人都会遵守“地方神”的意志，按照“地方神”的意志来行使。在实施中出现意见分歧，便以“地方神”的名义进行决裁，使得大家统一在“地方神”的管理之下。
“纳顿”的另一种传承者就是在整个民俗活动中担任歌舞仪式、祭祀仪式主要角色的民间艺人——“法拉”。在土族人的心目中，他们所崇拜的民族英雄能为他们驱邪逐疫、消灾祈福，保一方平安都集于“法拉”一身。在每年一度的“纳顿”盛会上，村民和观众目光中充满了正义战胜邪恶，祈求上苍恩赐农业丰产、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平安吉祥的期望，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慰藉。而这些民间艺人——“法拉”以神奇的舞姿、精湛的表演展示“神”的权威，又承载着村民的民族情感和精神寄托，使这一古老的文化代代相传，在青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独具魅力，使其成为青海民间艺术之林中的一朵奇葩，至今仍在影响着土族群众的精神层面。
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在社会转型变革的今天，“纳顿”也面临着种种危机。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困和落后同样制约着这一地区的发展。今天的土族聚居区的农村青年，更关心的是如何适应现代生活方式，而以往的文化传统（以“纳顿”为例）无助于他们与现代文明交流，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幻想，现代生活方式无疑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力。这种认识上的变异使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逐渐淡化，物质或精神需求对他们来说已不能使他们满足。从年龄结构和传承关系来看，这一代年轻人的父辈是传承链的中端，这批人思想相对保守，比较认同传统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能热心地参与和投入到“纳顿”这一文化事象中去，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这一代的祖辈处于传承链的上端，这批人有的年岁已高，有的相继离世，已为数不多，而他们所承载的“纳顿”文化精髓也将随他们而去。现在20岁左右的年轻人，正是处于传承链的关键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而这代年轻人大多不屑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传承之链无法延续。经过15乃至20年后，当他们的下一代成长之时，“纳顿”这一文化形态趋于式微，传承和延续面临着严重危机。
三
从“政府主导”的层面来说，要制定和完善对传承人保护的机制，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不能对传承人的保护流于形式。过去通常是授一个牌，发一个证书了事。据说某些区县，由中央财政给传承人的保护经费并未如数发放，从中也要克扣一些，真正的保护措施并未落到实处。只有让传承人得到实际可见的利益，在生活中得到社会的尊重，有了政府的扶持和引导，传承者就会产生荣誉感和自豪感。若能如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落到了实处。若不正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保护就会成为空谈。
综上所述，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是核心，是灵魂，而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载体。做好传承工作，也就做好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1]刘锡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论文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承人[C].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2]马达学.纳顿·土族的精神家园[J].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04：第6卷（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金乡县；红三刀
金乡县，古称山阳县，2015年被评为山东省文化强省先进县，非遗在这里也得到了更好的发掘与利用。包括像稀有戏曲的保留、中医技术的承传、特有文化小吃、童谣等。
2008年金乡县四平调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成立四平调保护中心；与之同时，又与曲阜师范大学成立金乡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有了这两个中心的保障，该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更好的发掘和利用。面对传承人老龄化严重的现实，收徒难也是一项更为棘手的事情。要解决这些难题应致力于多方的努力：一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打磨包装，做好亮化。二是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实体保障、物质层面的、精神层面的，做好自然化、轻松化。三是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穿上地方特色的嫁衣，洋气化、开放化。
二、活态化非遗，走近大学校园、走入伊园村庄
金乡县的非遗保护利用，注重的是唯有源头活水来，卧龙需点睛、水墨要丹青，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办了多场进大学校园活动，让保护传承人走上大学讲台，给他们一个现身传艺的大空间，老艺人手把手的传唱与演示，让青年一代在兴趣与爱好中不自觉的去喜爱、也有意识地接受；也许他们现在只是凭爱好，而当这些青年人走上社会、走上工作岗位，会在工作中自觉的去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有甚者也许有的，特别是有所特长的大学生就成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继者。更为平民化的方式，像庄户剧团、送戏下乡等直接的把戏曲形式的非遗送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让老百姓的居家饭，也有大戏的调味来佐餐。
三、重点打造、一乡一艺
金乡街道的四平调、司马镇的山东落子、马庙镇的山东琴书、胡集镇的坠子、高河街道的渔鼓、羊山镇的金乡花鼓戏……如今，金乡县9个镇、4个街道都有了自己独特的区域文化。一乡一艺，一个乡镇一个重点戏，有主有次，突出特点，重拳打磨。这样的发掘方式有利于各镇街戏曲进行交流传承；有利于地方特色的形成；有利于重点包装，打造多才多艺的资深传承人；节目汇演也更能让老百姓记得住、叫得响；更加的活态化。种种有利于使得机制保障与实体自身的发展相结合，必然相得益彰，例如，送戏下乡每年演出600余场，硕果连连。
四、登得祖谱、上得玉蝶，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定等次
金乡县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个，省、市级10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化表性传承人1人，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1人。“金乡四平调”“山东落子”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鸡黍之约”“渔鼓”被列入省级非遗保护项目；“两夹弦”“金乡红三刀”等4个项目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竹马、渔鼓、花鼓戏、高跷等县级非遗名录项目16项。为保护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金乡县为像周艳修、张萍这样的乡下优秀文艺人才破格解决编制，调入县文化馆等单位，让他们专心创作、演出。
通过不断的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关爱传统艺人，金乡的非遗不断得到开发和利用，原有的更好，后来者居上。非遗文化以不掩主流文化的态势不断发展，促推着各种有效因素的集合，在这里生根发芽。
关键词徽墨制墨技艺教育人类学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
1徽墨制作技艺的价值分析
1.1和谐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具有国际文化范畴的价值概念，也是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徽墨的出现不仅传承了该地区人民的文化，也有利于人们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更深层的创造和发展。通过对徽墨制作技艺的研究、保护、传承和发展，可以促进人与自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和谐，调整个人的精神境界，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1.2艺术价值
徽墨上雕刻的名人字画，是各种类型的艺术于一体，成为综合性的艺术珍品。给人以美的启迪，美的享受，在愉悦心情的同时可以陶冶自己的高尚情操。徽墨在工业制图、装潢美术、印刷、医药、描瓷等许多方面，也展示出独特的价值。
1.3教育价值
在研墨的过程中，心要平静如水，而不是在一种极为浮躁的心境下进行创作。研墨的过程同时可以进行创作构思，静下心来感受文化，也可以达到修心养性的目的。同时墨研磨时，屋里弥漫着墨的独有香气，给人带来精神上的享受。
1.4经济价值
到徽州来旅游的人们，都乐意带上这样一份书写历史的徽墨回家，赠与亲戚朋友。徽墨每一块本身都具有手工制作独一无二的特性，既具有观赏价值，也真正具有实用性。同时黄山风景区也是很多中外游客向往的地方，再结合安徽的笔墨纸砚，这样不仅促进了当地的旅游事业，也给安徽的人们带来了很大一部分的经济收益，形成良性循环的态势。
2徽墨的传承现状与创新
2.1徽墨的传承现状
随着社会进步，“文房四宝”的生存环境发生变化，逐渐失去使用价值，淡出人们的生活，传统的墨汁已经被化学墨汁替代，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更不用说使用范围狭窄的墨锭了。文房四宝行业面临着诸多困难，包括原材料紧缺、人才匮乏、生产方式落后、浪费大、成本高等问题。原料石楠树的砍伐增多，导致原料奇缺，价格疯涨，制墨企业的效益不佳。
其次，在传统徽墨制作中劳动强度大、收益不高；特别是制烟环节，脏又累，需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愿学、愿干。而老一辈的制墨艺人逐渐年老去世，徽墨制作技艺的传承面临困难。
2.2徽墨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创新
发展徽墨产业，首先要将生产的重要原料油烟和松烟保护起来，制定进一步的发展规划。维修松烟窑，提高松烟烧制质量，提炼出在符合传统的基础上更高效更节能的新工艺，通过继承和发展徽墨生产的传统工艺，进而提高其品质。同时在墨印上也要费一番心思，既要能展现徽墨的特点，又具备创新精神。
再就是要逐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过程中重要技艺进行采集与保存，建立档案，确定目标，规范保护制度。同时，徽墨制作企业要不断扩大规模，将这个产业做大做强。并以收藏墨和礼品墨为主，研发具有新时代意义、受到游客及当地老一代艺术家喜爱的徽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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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德胜.浅谈徽墨的传承和创新[J].美术教育研究，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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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园.徽墨写春秋[J].中华手工，2013（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法律地位
现今文化生态环境急速消失，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活艰难，民族艺术后继乏人。因此，保护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当前最急迫的任务。
这项工作如果做得成功有效，对留存民族资源、传承民族文化、延续民族血脉是具有厚重的历史意义的。
一、传承人的定义
文化和文化活动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对于个体或者族群是不可缺少的一种生活需要。民族文化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这是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在当前推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过程中，众多专家学者在理论和实务相融合的基础上取得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首先是传承人。但是对于传承人承载的核心精神是什么，怎样认定传承人，学界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认定是对其进行保护的前提。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遗产类别，传承人人数也同样众多。只有众多相应的传承人，才能使这些神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得到更加明确的体现。
二、传承人的基本分类
要认定传承人，首先要将其进行合理的分类。我们认为，这种划分是基于认为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均确定了传承人范围的前提下进行的划分，并没有完全解决认定传承人的问题。应依据传承人主体类别的不同，将其分为本源性传承人和外源性传承人两大类别，然后再对传承人进行相应的细分。
（一）本源性传承
一方面，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均是通过本族群内部的传承展开的，这是主要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基于口传心授的特点，需要一个相对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而这种文化生态环境是经年累月的历史演变后才形成的。每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均饱含了该地域或者族群鲜明的文化特色。
（二）外源性传承
有些民族民间文化仅靠当地的族群是不能够顺利传承下去的。自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世界性的重视伊始，大批专家学者出于专业研究和个体使用的需要和基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开始加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行列。采集、整理、加工、改编、技术改进等一系列专业和非专业方式的融合，使得许多濒临灭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新生，从而对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传承人认定的制度建构
现阶段我国广泛实施的传承人认定制度主要是以政府名义进行的，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为国家认定制。国家认定制较为成型的以制度化形式开始实施的，应该是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2008）的实施和文化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2007）的公布为标志。此后，全国相当多的省份相继展开了省、地（市）、县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工作。
（一）申请备案制
申请备案制度，是指利用我国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层级保护体系，在各个行政区域范围内实行传承人自我申报、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审查、政府最终认可的一种制度。
1.制度背景
2.制度内容
申请备案制度包括三个方面：传承人自我申报、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审查、政府最终认可。在这种制度构建下，传承人的申报是前提，政府主管部门备案审查是关键，政府最终认可是根本。申请备案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政府有限的行政资源，最大程度地对传承人进行保护，同时也可以发挥传承人自我维护权利的积极性。
3.制度实施的重点
（二）群众推荐制
国家认定制和申请备案制度暂时没有覆盖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该允许由群众公开推荐，政府审查认可，我们将这种制度称之为群众推荐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的建立，是应该最大限度地确定传承人以及调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由于种种原因也许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既没有被国家认定，也不愿意自动申请，故应该建立群众推荐制度，以达到更大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
对于群众推荐制度下发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审方式与前述申请备案制一样。两种制度不同之处在于主体不同，群众推荐制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而申请备案制的主体是具备传承人资格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