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李宗仁就任安徽省主席，标志着桂系势力扩张到了安徽。安徽的政治、军事、财政……各项权力都逐渐落入桂系之手。
引言：上期《重读抗战》，我们提到为了保存实力，桂系高层在日军打进广西时犹出工不出力。这期，我们将视线转到东南前线。同样是桂系防区，1943年元旦，一支只有数千人的日军轻而易举直接攻入安徽省桂系防区的深处，攻破并屠杀了当时安徽临时省会立煌（今金寨），酿成了震动一时的“立煌事件”。这个今天并不闻名的事件背后，却隐藏着另一个秘密——抗战中桂系乘机将安徽搞成了国民政府治下自己势力的国中之国。
桂系乘虚控制安徽不惜勾结日军打新四军
1938年2月，李宗仁就任安徽省主席，标志着桂系势力扩张到了安徽。安徽的政治、军事、财政……各项权力都逐渐落入桂系之手。除了被日军占领的平原地区，桂系牢牢控制住了以大别山区为核心的安徽省大片地区。
桂系在安徽大别山区的军事力量，正规军主要是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此外还包括大量的游击部队和保安部队。桂系把第二十一集团军收缩在大别山区，把游击部队部署在大别山外围地区，担任大别山外围地区的游击任务。这种部署，明显为了保存桂系实力。
但桂系对安徽的控制，并非是因为桂系善战扛住了日军，而是因为武汉失守后，安徽作为日军进攻的通途作用已失，因此日军在安徽省收缩点线，减少守备兵力。除了平原地区和沿江沿淮的交通线外，其余腹里地区并不加以争夺，以免分散兵力。
日军的收缩，给了桂系经营安徽的机会。而桂系对安徽的经营，也是沿袭广西经验，把安徽建成与蒋介石抗衡的可靠基地。
为此，白崇禧曾向出任皖省民政厅长的陈良面授机宜，要他“把广西的经验拿到安徽去”，“政治上作长远打算”。李宗仁也强调：“安徽是中原腹地，政治好坏影响甚大”，希望“将广西经验加以推广”。所谓“广西经验”，即白崇禧倡导的“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所谓“自卫”，即普遍组织民团，以加强军事实力；所谓“自治”，主要实行区、乡〔镇）保甲制度，以强化基层行政组织，控制地方；所谓“自给”，是设法开辟财源，以满足军政开支。三自政策的核心是“自主”。即假地方“自治”之名，实行广西“自主”之实。
桂系的这一方针得意贯彻，使得安徽省成了新桂系的世袭领地。从1938年李宗仁兼安徽省主席、省保安司令起到1949年安徽解放时止，新桂系在皖统治近12年。他们对安徽的统治，是“把安徽造成广西第二”。这从白崇禧等人的讲话、报告和电报中就完全可以看出来，他们总是把“桂皖”或“皖桂”联在一起，就是这个意思。
桂系经营安徽开头并不容易，一方面，安徽地方民众和士绅面对日军的入侵，已经自发组织起来抗战，另一方面，国民党中央势力在安徽也有自己的势力。
对此，桂系采用了两个方法。
一方面，对推行地方自治，对桂系统治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地方豪绅，不管抗日与否，都加以摧毁。1938年1月，肥东士绅吴中英、吴中流、李蔚唐、杨效春，针对抗战爆发后地方治安混乱的状况，决定组建抗日防匪自卫武装，筹划成立合（肥）、巢（县）水陆联防办事处，实行地方自治。这对刚刚涉足安徽的桂系建立政权构成了威胁，于是新桂系将4人关押并以汉奸罪的名义全部杀害。此案曾引起安徽地方人士的抗议和不满，连国民党要员张治中、陈立夫、卫立煌、吴忠信等人也纷纷来电责问。
对于国民党中央势力的羽翼，桂系依旧毫不犹豫痛下杀手。1939年，桐城县大绅士光香九，自恃有中央的CC系做后台，敢于和新桂系对抗，“对新桂系的措施诸多阻挠和破坏”。桂系桐城县长罗成均就将其扣上“涉嫌暗中通敌”的帽子，上报省府，时任省主席的桂系大将廖磊复电“立即拿办，就地枪决”。此举使各地士绅从此不敢与桂系公开对抗。
另一方面，抗战初期作为外来实力派控制省政府暨大别山敌后根据地的桂系，出于战况危急，决定借助中共的力量进行基层组织。而抗战初期中共在江北的组织发展也采取了秘密且不过分刺激桂系当局的政策。
由于国民党基层党部与政权组织涣散无力，并且抗战初期在日军打击下几近崩溃，在桂系控制下的安徽，中共实际上包揽了各级抗战动员工作。
中共的基层动员能力及其政治吸引力，显然是桂系所无法比拟的，这也吸引了桂系在皖各级组织中的大量青年、进步人士加入或倾向中共。据立煌广西学生军中共党支部书记田克回忆，21集团军副总司令张义纯曾私下说：“省动委会工作团、行政干部训练班、皖学生军团等部门80%的人是共产党员，省动委会‘赤化了’，大别山‘赤化了’”。
但随着武汉失守后抗战相持阶段到来，日军在安徽转为收缩。桂系面临的外部军事压力大大减轻，从而转向对内，力图将安徽打造成“广西第二”。这一意图与中共包揽安徽动员工作及新四军发展壮大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国共两党关系日趋恶化之时，中共中原局从安全及独立发展角度考虑，不得不指示中共退出桂系安徽省府。到桂系大将李品仙担任安徽省主席，加强桂系对各级动员工作的控制权时，中共只得进行了大撤退。截至1940年3月上旬共撤出广西学生军、安徽学生军团、省县各级动委会骨干和倾向进步人士3000余人。这是桂系与中共在皖关系恶化的转折点。以中共组织党员及进步人士撤离桂系政权而告终。
同时这也宣告桂系借助中共力量的结束，开始独自控制和消化安徽。
试图独吞安徽的桂系翻脸就与中共为敌，甚至不惜与日军达成默契，共同对付中共的力量。抗战时期，在皖东有新四军、桂系部队和日伪军三种力量同时并存。当时津浦路淮南段和长江沿岸各个据点都被日伪军盘踞，新桂系部队则收缩在以皖东战略据点古河镇为中心，包括合肥、全椒、和县、巢县、含山等县边缘共百余里的地带上，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是在这些点线以外的广阔的整个皖东地区。桂系与日军联络，双方试图达成协议共同对付新四军。
在与桂系在皖东的指挥官第7军副军长漆道徵谈判时，日军草拟出三条条款，内容别为：第一互不侵犯，说明双方各自据守现有阵地，不得侵入对方防区，也不得袭击对方部队。第二共同“防共”，内容包括：1、双方交换有关新四军的军事情报；2、任何一方和新四军作战时，另一方有责任出兵相助。第三物资交换，要皖东供应日方革麻、花生、杂粮等，日方供应食盐和其它日用工业品。
参与了这次谈判的伍焕松回忆，为了不担“汉奸”的名声，漆道徵没有在协约上签字，但桂系与日伪军在事实上达成了默契。据当事者回忆，桂系的一〇五二团入侵新四军驻地被击溃后。逃经淮南北部日军防地的桂军伤兵，都由日军收容进碉堡去医治，伤愈后又送到桂军驻地。
漆道徵方面还和汪伪政权的安徽省长林柏生谈判夹击新四军。1945年5月，日军又应桂系的强烈要求，出兵为桂军解围，威胁正在发动皖东战役的新四军侧后的安全。迫使新四军抽回兵力，以防日军的袭击。桂系漆道徵所部得以逃出生天，没有被新四军歼灭。
就这样，桂系先利用中共，在达到一定目的后再突然翻脸，不惜与日军联手，最终达成了控制安徽的目的。
桂系独霸安徽财政暗中与日军做生意资敌
桂系控制安徽后，首先将安徽建成了广西之外桂系另一个财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桂系势力权力压榨安徽民众，激起民怨沸腾；甚至罔顾抗战大局，和日伪军做起生意，调动大量物资资敌。最终，安徽财税成为连国民党中央都插手不得的桂系小金库。
通过设卡征税，也增加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桂系李品仙主持安徽省政府时期，利用“进出口货物检查处”，设卡征税，广敛民财，仅提高所谓检查费及产销税两项，1939年的收入为2825162元，占全省税收的39.8%，至1941年，已高达12214461元，是1939年的4.3倍，占当年全省税收的57.8%。
李品仙到大别山后，看到敌占区和游击区的贸易有了发展，市场活跃，进出商货的数量为数不小，他认为发财的机会又来了。在一次省务会议上，李品仙竟然说：“现在不是省刑罚、薄赋敛的时候”，指使省财政厅成立的安徽企业公司，大做生意，发国难财。他将所有大别山区的土特产如桐油、木、竹、茶、麻、烟叶、牛皮、猪鬃、生漆、茯苓等，概行统制，垄断贸易，民间收藏，视为犯法，他动用军队作掩护，将这些搜刮来的物资由国统区运到芜湖、蚌埠、安庆等日伪占领的城市高价卖给日本洋行，同时又从沦陷区购办洋货和烟土等运到后方高价出售。正是利用从国统区的低价收入，沦陷区的高价卖出，以及沦陷区的低价购买，国统区的高价卖出，这一进一出间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据估计，“每年的贸易额高达数亿元之巨”。
另外，李品仙还直接出面，伙同其属下第七军军长张淦、副军长李本一组织成立了“三合公司”，利用巢湖地区丰富的农副产品和李本一部队驻守和县江边的有利条件，专门与日伪统治下的南京贸易，“其中以大米、棉花、烟土交易额最大，大米终年都有出口，每天一般都在1000石上下。当时一石米在国统区的价格为5元，到南京便要11元”。对于桂系和李品仙等人来说，这笔买卖是稳赚不亏的，且利润异常的丰厚。
另外，李还组织了一个名叫“中和庄”的秘密经济集团，专门贩运铜、锡、米等违禁物品，到日寇沦陷区去资敌，又从蚌埠、寿县运鸦片烟土以及日用百货、布匹、糖、盐等等，到皖西来贩卖，并特意在正阳关增设了一个正阳关守备司令部，选用原六安县长、搜刮地皮的能手“罗百万”罗培中为守备司令，专门武装保护物资至皖北蚌埠、寿县等沦陷区资敌。除了亲自出马组织外，李品仙的二夫人罗啸如也积极参与走私活动，有一次，罗啸如有一批走私的生漆、桐油在运经淮北蒙城县时，被该县县长袁传壁查获吞没。李品仙获悉大发雷霆，严电袁交出财物。因货已被私分，袁最后只得将参与劫夺货物的县中队长刘小山作替罪羊押解立煌，被李品仙枪毙了事。
就这样，安徽的桂系将这些土特产品大批地运往日占区销售，然后从沦陷区购买大量商品和日用品，如洋纱、布匹、食盐、卷烟、洋酒、化妆品等，运回内地高价销售。使得物价高企，民不聊生。1940年下半年，大别山地区物价高涨，货币贬值，军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安徽人民骂桂系头目不顾人民死活，大捞“黑心钱”，底层的广大广西官兵也怨愤地说：“我们来抗战，难道是为了掩护你们做生意发财的吗？”
桂系上层却将这一手段视为垄断控制安徽的妙招。相反，对于国民党中央所有试图插手安徽财税的行为都给予坚决抵制。1941年春，汤恩伯以奉中央命令统筹苏皖鲁豫边区军政为名，设立了淮北货检所。汤恩伯此举立即遭到李宗仁指责：“你不能干涉安徽的事情！委员长的命令也不行！我回重庆向委员长说要不想抗战，我就把军队撤回广西去。皖北货检是五战区的经济命脉，任何人莫想染指，别的省可以由你处理，安徽的事你不能管！”
就这样，安徽的这笔巨额收人，除一部分用于抗战需要外，其余大部分成为桂系的“小金库”、“家底”。加上日本投降时的“接收财”，桂系依靠抗战对安徽的独占，已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到1948年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桂系中以当时主持安徽的李品仙贡献最大，安徽省地方银行为李宗仁支出的竞选费一次即达270多亿元。
桂系将安徽打造成“广西第二”
为了达到“把安徽造成广西第二”，桂系袭用统治广西的“行新政，用新人”那套办去来治理安徽。
1939年夏，桂系在大别山的政权相对的稳定后，部分部队离开大别山开往日寇收缩撤退后留下的平原富庶之区驻扎。在此情况下，桂系部队的腐化之风迅速发展。军官们除了想法捞钱外，就是用各种威胁利诱的手段，纷纷在当地结婚或讨小老婆。当时176师有一个团，家属特别之多，可以编成一个旅，气得廖磊电召该团团长莫敌到立煌予以责骂。廖对他说：“莫团长，你升旅长了！”莫回答说：“报告总司令，我尚没有奉到命令哩。”廖板起面孔说：“你自己有权当了旅长，又何必奉命令！”说完即大怒离座。廖磊随即召集政治部主任、秘书、科长及驻地军官训话，说：共产党批评五路军腐化了，这是事实，军官要钱，讨小老婆，又不用心带兵，如此下去，大别山根据地也要完了，政工人员要把这些工作做好，并重申军官们在战争期间不许结婚。但这种命令已经无法约束桂系军官。桂系军官蹂躏安徽妇女的事件，到李品仙统治安徽时期更加严重。因此，不少当地人纷纷议论：“广西人来安徽，一要升官，二要发财，三要女人，四要安徽人说广西人好。”安徽人民对桂系的愤慨，引起了旅外皖人的反李运动。但对于桂系控制下的安徽，依旧无可奈何。
关于乡镇长的选任，规定“县政府认为尚须整理之乡镇，得在规定合格人员中迳行委任乡镇长副”。这样，县政府认为必要，可以随时安排干训生担任乡镇长。
在规定民政厅对县长的考勤考绩条例中，桂系把县长是否重用干训生作为奖惩标准之一，对拒不任用干训生的县长予以惩处。如有“六安县政府秘书，不委用干训生，还说什么干训生是广西派”，时任省主席的桂系廖磊立即将该秘书撤职；针对有的县长，“因不愿委用干训生，故意为难，藉词一时没有职位，要他们等候等候”，廖磊要求查明后严办。为了加强控制，桂系还把干训班结业的学员组织起来，成为桂自身系控制地方的精英和骨干。通过这种“输血”式的调整，将桂系势力渗透到基层各个领域，以便切实控制地方。
在军事上，桂系以“自卫”政策下，组织和掌握安徽民间武力，通过整编将其纳入广西军，以扩充桂系军事实力。据记载，当时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大部充实到桂系军队中。同时建立民团组织，县长任民团一长兼游击司令。民团又分常备兵和后备自卫队两种，凡18岁至45岁的男性，皆为民团团员，接受军事训练。
桂系通过上述措施，牢牢地控制安徽的军政大权，并对基层实行了强行控制，“把安徽造成广西第二”，成为桂系在国民政府治下的国中之国。